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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带着证件，掏了两块钱买火车票，坐上车，又回到了学校。先花了十块钱，买了一袋子苹果，来到班主任的家。班主任跟我说，这事得找学校财务，她是管这个的。我喝了口苦茶，告别班主任，来到学校财务室，说明了来意。高大泼辣的财务说：‘这个好办。’说完了，拉开了抽屉，摸出了财务章，在我的粮油关系上，通的一声盖了个红印，接着把性别改成男，再通的一声盖了个涂改章，然后拿起来吹了吹说：‘好了。’我说这行不行啊？要是不行的话，我又得跑回来。粮管所的人说不能涂改，派出所的人也是这么说的。财务轻松地说：‘没事。回去吧。’我焉不拉几回了家。第二天就去了粮管所。粮管所的人说：‘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这个不能改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也弄错了，你改死都没用。粮油关系要到省里办，私人是办不了的，要你学校出面。身份证也是的，要发证单位改。’我说学校说可以的。对方说：‘人家是忽悠你，犯了错不想担责任。’
我又回到了学校，找到了学校财务。财务说：‘那就麻烦了，要到省里去改，估计也改不了，身份证不对啊，只有去派出所改。但是，改了名字，就跟粮油关系对不上号了，更加麻烦。’我就说你想想办法，不能卡在这儿啊。财务就叫我先改身份证。我跑到了派出所，已是焦头烂额，找到了户籍科。户籍科的人说：‘身份证改名字，没有先例，改是可以改，但是没改过啊。你去学校开个证明，证明学校有你这个人，还要档案原件，以及老家派出所的证明。这个不是小事，搞得不好，是冒充别人吃商品粮。’我回到了学校，中饭都没心思吃，找了两圈就回家了。学校的领导放假了，上午还在的财务，下午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我又来到班主任的家。他问我吃饭没，我说刚吃过，其实肚子饿得咕咕叫。班主任说档案私人拿不了，那是机密，还是等开学后来弄。我只好回了家。按照办事人员的搞法，你想证明你是你，先得他来证明你是你，要想他来证明你是你，首先你必须是你，所以，你只能证明你是你。你证明你是你，鬼才信你。这就陷入了到底是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恶性循环的悖论。这不是扯淡吗？其实，一招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是塞钱。但是，我没钱，我凭啥要塞钱？
然后，我就准备来深圳，这事拖着没理会。来深圳之前，我把材料交给老爸，让他去办，也是塞了钱才办完了事。户口本拿到了，身份证没改成。当时，来深圳要过关，边防证和身份证必须同时用，身份证被我随身带着，就没机会改过来。粮油关系搞定了，却没用过。毕业后，我都是从家里扛米去学校换饭吃的，没有买过商品粮，粮票已经废除了，换算成钱，直接在工资里补上，也不知道有没有补。115块钱的工资，也没个奖金什么的，乱七八糟加起来就在这么多，根本不够花。我也不在乎，看都不看，签上了名字，领了工资。这件事就成了历史。”
祥子继续说：“只要户口本改过来，就都相同了。好不容易弄的户口本，还得改。”贺兰说：“寄回老家，让你爸去改。”祥子说：“就怕来不及。”贺兰说：“还有九天。”祥子说：“快打电话，能改就改，不能改再想办法。”说完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没问题，赶早。贺兰站在旁边，贴着耳朵，听着听着就笑了。来回六天，户口本搞定了。贺兰摆弄着证件，又发现了问题，画画的出生证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错位了。贺兰说：“不会这么巧吧，不细细看，看不出来的，先试试吧。”祥子说：“哼哼，到时候才知道。”
贺兰来到计生办，送上了证件，心惴惴不安，盼望早点搞定。她越是担心，越是来什么。办事的人说，这是什么出生证？妈妈的身份错了，不是身份证上的人，这是谁的孩子？你这个情况，得找医院，让他们开个证明，重新办个出生证。
贺兰立马拉下了脸，提着袋子去医院，她认为办出生证不难。接待她的主任说：“出生证跟以前的不同，都是联网的，改不了。要是改的话，等于是生了孩子，新办了出生证。”贺兰说：“现在小孩要上学，就是这个有问题，你们得承担责任，是你们这边的错。”主任说：“你去楼上问问院长，我做不了主。”贺兰找到院长。院长说：“你去四楼查查档案，要是有的话，要一张复印件。”贺兰满以为问题能解决，马不停蹄下到四楼。档案室的人翻腾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出来一张纸，顺便复印了一张。贺兰一把抢过来，又跑回院长办公室。院长瞅了瞅说：“还得去住地的计生办，开个证明来。”贺兰问：“要是不开呢？”院长说：“为什么不开？会开的。”贺兰问：“为啥要开证明？”院长说：“证明你的身份。”贺兰说：“我有户口本，身份证，暂住证，还不能证明我的身份？”院长说：“你拿去计生办用啊，拿去就可以了，这是程序。”贺兰说：“依据是啥？”院长说：“一直这么办的。”贺兰说：“你们工作失误，害的我东跑西跑，浪费我的时间，糟蹋我的精力，你们还想折腾？”院长说：“你别生气啊，你去开个证明很难吗？”贺兰说：“我在你这里改出生证，就是为了去计生办开证明，你现在要我去那边开证明，来你这里改证件，你耍我？啊？”说完扬手就拍到桌子上了，腾地一声站起了身。院长闪了闪身：“别激动，别激动，坐下喝口水。”旁边有个医生，阴阳怪气地说：“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亲子鉴定。”贺兰刚坐下来，腾地一声又站起来，指着他说：“你再说一遍。”对方被她的眼光逼得不敢抬头。贺兰转过头，瞅着院长问：“改，还是不该？”院长说：“你先去开证明，不行的话，再想办法。”贺兰扭身走出医院，回家了。
她进门就跟祥子讲了，最后说：“医生也不是个好东西，白跑了。”祥子说：“搞来搞去，又搞回来了。还是花钱办事方便，你给个红包试试，保证能办好，速度还快。”贺兰焦急地说：“再不弄好，就来不及了，学位就那么多，快想办法。”祥子说：“别着急，你歇着，我来办。”贺兰问：“你咋办？”祥子摇头晃脑地说：“女人对付男人的办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就用这个办法，不过委屈我了，我是个男人。”贺兰笑了：“能行？”
祥子说：“要想做成此事，先把头发剪了。”贺兰说：“早该剪了，你看你的样子，活脱一个坏人。”祥子说：“当时谁说的，长发飘飘才像个艺术家，还说本人唯一的长处，就是头发长，现在追到手了，不在乎了？”贺兰笑了：“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是谁追谁？”祥子说：“不远万里跑到深圳，说我不走了，要安家了，这不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贺兰立即掐着祥子的脖子：“马上说，是你追的我。”祥子任凭贺兰摇晃，就是不出声。她就在他腰上抓。祥子忍不住放声大笑：“是我是我，是我追的你。”贺兰松开了手，吃惊地说：“你终于笑了，你好多年没笑了。”
祥子在深圳就没剪过头发。他老是说：“深圳剃头太贵了，三十块钱剃个头，太离谱了，老家才两斤稻谷，我就不剃头，省事，省钱。”贺兰说：“钱不是省来的，钱是赚来的，该花的就花，该省的就别浪费。赶紧把头发剪了，你都快成野人了。我买好菜过去找你。不准瞎搞。”祥子不知道这个瞎搞是啥意思，想想没必要知道是啥意思，自己不瞎搞就行了。
他来到理发店，进了门，闻到了香味。这香味好闻的很，使他想起了小惠，想起了小惠身上的气味。洗头的小妹迎上来，领着祥子，挑了张干净椅子，按着他坐下了，热情地问：“要什么洗发水？”祥子说：“随便。”洗头妹顺手拿起了洗发露，开了盖子，挤出来，用手摘了，啪的一声，摔到他头发上，抹了抹，揉了几下，接着拿起矿泉水瓶，对着他的脑袋，射出透明的液体，放好了瓶子，腾出两只手来，在他的头上从前往后抓，抓完了，从后往前抓。
祥子只听得嚓嚓的响声，不敢看镜子里面的人，她正盯着自己瞧。那眼光让他烦躁，就是勾引，往死里勾，往死里引。洗头妹穿着短衫短裤，粉红色的，薄薄的，晃来晃去的胳膊，肉乎乎的，白嫩嫩的，两只白鸽，拥挤不堪，露出来大半，雪白耀眼。洗完了头发，她开始给祥子按摩。她拧起了祥子的手，摊开他的手掌，把自己的手指套进祥子的指缝，扣紧了，后倾着身子，上下抖动四次，另一只手抓着他的肩膀，开始揉，连摸带捏，从上往下，从下往上，偶尔不小心，把他的手靠近自己的裤裆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