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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双方都忽视了，神宗的这道敕令的法律解释，是与宋律中关于故意杀人未遂自首的规定是有出入的，按照宋律，犯罪有自首情节的，可以免除次要犯罪只追究主要犯罪，故意杀人未遂且自首了，可以免除伤害罪名，不会免除你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
而按照神宗的敕令，故意杀人未遂自首，可以减轻三等按故意伤害判处罪行。
实际上，这就是北宋法学界也是我国法学界非常有名的法学问题“敕律之争”，后来的历朝历代对该案都有不同立场的解读也一直存在争议。
“敕律之争”的法学问题梗概就是这样，由于这段典故实在太过复杂，本文限于法学水平粗浅就不再展开讲了，总之本案存在较大的可商榷空间，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各执一词。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位大佬一方主张“律”一方主张“敕”，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俨然把翰林学士院当成了辩论赛赛场，由于两人学识太渊博名气太大，导致其他人包括宰相们都插不进去话。
眼看着一场争论无休无止，神宗实在无法忍受，下诏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判决，阿云免死。
所有人都被折腾的够呛，也见识到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位神仙打架的威力，本以为神宗出面事件平息了，没想到接下来竟然是更加猛烈地火星撞地球。
阿云案刚刚消停不久，熙宁元年七月，河北发生水灾导致税收大减，于是首相曾公亮就上梳请求在南郊祭祀的时候，取消朝廷例行赏钱以减轻国库负担。
虽然是赏钱，可这赏钱可真不是小数，之前在真宗朝北宋一年赋税收入大概是6000多万贯，这个数字到了神宗朝也没什么变化，而南郊祭祀给文武百官的赏赐是接近2000万贯。
好家伙，一回赏赐掉国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虽然南郊祭祀每三年才一次，但架不住花销太大啊，神宗看了曾公亮的奏疏后觉得挺有道理，但又觉得取消例行赏赐会不会引起百官不满。
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怎么办，还找高级政治顾问，把奏疏发到了翰林学士院讨论。
不用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当着神宗的面又掐起来了。
司马光先说了，宰相奏疏陈述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赏赐已经影响了朝廷的收支平衡，但一下子全部取消又显得朝廷薄情寡恩，建议从高级别官员开始，多削减其赏赐，中下级官员维持原有赏赐不变。
王安石反驳了，说郊祀的赏钱才多少，多这2000多万贯钱也不足以国家富强，还有损朝廷威信，根本不用取消。为什么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那是因为主政大臣不善于理财。
接着王安石举了个例子，说常衮辞堂馔，当辞职，不当辞禄。
我解释一下王安石引用的这个典故，常衮是唐朝时的宰相，按照制度，唐朝在中书省为宰相设置的有机关食堂，菜品非常丰富，是御膳房专门制作的宰相工作餐。
时间久了，常衮就提出，国家现在刚刚经历安史之乱民生凋敝，我们更应该节省，然后提议取消机关食堂。
常衮这个提议惹得全体同事又是嘲讽又是愤怒，宰相们吃的虽好，才能吃几个菜？从宰相工作餐里省下来的那点儿钱还不够看的，根本就是小题大做，堂堂一国宰相，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去考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王安石说，提议取消郊祀赏钱就像常衮提议取消工作餐一样，根本没必要，像常衮这样做宰相的如果不能胜任，应该是辞职，而不是辞工作餐，国家根本不缺那点儿小钱。
最后王安石说了那句经典语录，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一听乐了，什么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当我没读过书？这不就是桑弘羊忽悠汉武帝的把戏吗？当年桑弘羊为汉武帝筹措军费，不惜搜刮民脂竭泽而渔，最后搞得国家天怒人怨，这就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我再解释一下桑弘羊这个典故，桑弘羊是汉武帝时候的大司农，西汉的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兼财政部长，任职期间通过推行出租公田、改革币制、将盐铁酒收归国家专营、土特产均输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西汉国库短时间内充盈起来，积攒了大量粮食。
卫青霍去病出兵大漠横扫匈奴，靠的就是桑弘羊给国家打下的家底，千里奔袭全靠粮草，没有桑弘羊，封狼居胥想都别想。
可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急于求成，基层官员野蛮执法，老百姓们反而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到了汉武帝晚期，国内盗贼遍地，老百姓流离失所，桑弘羊的政策也因此饱受诟病。
当年司马迁评价桑弘羊就叫做“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现在王安石自己对号入座了，那最好，汉武帝最后那几年国家都成什么样了，你王安石心里不清楚吗？
司马光王安石两个人你来我往猛烈对喷，典故满天飞，旁人再次插不上话，到最后神宗表态，支持司马相公，该减的就减，节省是美德嘛。
然后转过身去，让王安石起草诏书，给文武百官所有人赏赐照旧，一分钱不少。
司马光再一次吃瘪，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时百官奏疏送到中书，宰相们拟好批示后报呈神宗签批，神宗总会差人送到翰林学士院让王安石过目之后才肯签批，久而久之搞得大家意见都很大，堂堂宰相们居然还不如一个翰林学士重要，到底是翰林学士主政还是宰相主政？
百官的怨言是有道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神宗一看大家都有意见对吧，那好啊，那就直接让王安石拜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