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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谨文的主张自然是无法得到众人的认同的，而他所代表的共和党的主张又使得众人不能不重视其主张，于是会议到此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第一次协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不过耿谨文对于这样的结果倒也没出多少意外，因为他早就猜测到各方在听到自己的主张后，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但这却也是他想要的反应，毕竟这次他来京城不是来交朋友的，而是来树立共和党的敌人的。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共和党取代北洋一统中国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不说共和党内部这么看，就连北洋团体内部和地方势力都有人在积极向共和党靠拢了。如果共和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统一中国，那么只要放下身段接受他们的投靠就是了。
但是袁世凯的下场已经为共和党证明了，无条件的接纳旧势力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中国的，接受这些旧势力的投靠也许能够让全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名下，但是各地的旧势力也就拥有了和中央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名义。
这些地方上的旧势力也愿意给你纳税、也愿意接受你任命的官员、也愿意实行一些不侵犯自己利益的中央政策，但是他们不会同意中央改变地方上的旧格局。
手段高明一些的，对于中央政府的政令或是阳奉阴违，或是有选OTg2NTc=择的实施，反正你中央任命的官员终究是少数，地方上主官以下的官吏终归还是那些老人；地方偏远一些的地区，干脆就是对中央政令置之不理或是借中央之名号实施自己颁发的命令了。
这就是没有对基层社会进行变革带来的最大恶果，但这也是你接纳旧势力快速统一国家造成的，正因为你接纳了他们，所以没办法把这些旧势力一棍子打死。哪怕北洋之后把军队分驻各省，也不过是让军队将领和地方势力勾结，成为了北洋内部的军阀势力而已。
因此当吴川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提出要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全面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虽然有不少委员觉得这一步跨的有些大，但是也同样获得了许多委员们的支持。
比如耿谨文就认为，消灭地主阶级这个主张提出的很好，这个主张提出之后，那些想要隐藏起来在暗中和共和党捣鬼的反动派们就不得不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了。那些反动的地主阶级除了主动暴露被革命委员会消灭这条路外，就只剩下了接受政治改造这条路。
而在共和党树立了地主阶级这样一个敌人之后，支持共和党的其他政治力量，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也就不大重要了，因为地主阶级肯定会把他们也一并当成敌人的。只要他们不想被地主阶级消灭，那么就只能跟随共和党去斗争地主阶级，至于在这个时候还想左右逢源的，只会被共和党及地主阶级的代表共同针对。
所以散会后，从会场南门出来的耿谨文颇感神清气爽，心里大觉痛快。在主持南方局的这些年，因为远离东北根据地，他不得不同各方势力周旋，连带着性格都圆滑了不少，他心里其实对这种时时隐瞒内心的生活是不大舒服的，而今次能够毫无障碍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令他心里这些年积攒的郁闷都一泄而空了。
不过就在他向着停车场走去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有人叫喊自己的声音，耿谨文不由停下脚步转身向后望去，看到一个小跑着向自己奔来的年轻人，他很快就认出了对方，是孙中山身边的秘书长戴传贤。
戴传贤虽然年轻，但是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可不晚，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是同盟会成员了。而作为《光华报》的编辑，他在槟榔屿就认识了孙中山，这也使得戴传贤加入同盟会后就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在同盟会中的地位颇高。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作为黑龙江同盟会会员的耿谨文是无法和对方相比的，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力量的不断成长，成为共和党党员的耿谨文此时又已经远远超过了对方。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黄兴被迫流亡海外，许多革命同志虽然也追随两人出国，但是国内还是留下了更多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同志的家属，为了不让这些同志被袁世凯迫害，孙中山曾经派遣戴传贤前往东北求援，因此戴传贤也就同一些共和党人建立起了私人关系，主持南方局的耿谨文没少同他打交道。
对于这位心思缜密且口才不错的年轻人，江浙湖汉北耿谨文还是颇有好感的，而且对方对于社会主义还颇有研究，不像其他守旧的革命党人视之为歪理邪说，就更让耿谨文多看顾他两眼了。
戴传贤跑到耿谨文面前停下，深呼吸了一次后便向他热情的问候道：“之前就听说耿先生到了北京，我前天还上门去拜访过您，可是您当时刚好出门了，今天在会场见到您，不能不过来问候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