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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局的委员们最终决定，由宋小濂担任唐山事件处理小组组长，另外正式组建河北革命委员会，隶属华北局，宋小濂担任共和党华北局副书记兼河北革命委员会主席，蒋艺舟为华北局副书记兼河北革命委员会组织委员，邵飘萍任河北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兼河北日报社社长，李廷璧担任河北革命委员会司法委员等。
军事委员会这边讨论之后，决定调任第七守备师进驻迁安、滦州，第七守备师师长任国栋兼任河北军分区司令员。第013、015飞行联队进驻滦州，成立滦州空军基地，由曹永福担任空军基地的负责人。第四武警支队进驻唐山，接管唐山地区的警察机关，支队长高有福暂时担负起河北地区的警察事务。
会上还决定，调张作霖部前往乌里雅苏台，担任起从库伦到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到唐努乌梁海的通道安全。另抽调第四、五野战师一部组建第八野战师，任命关子安为师长，陶贵为师政委，驻扎于锦州-山海关一带，作为河北革命委员会的武力后盾。
从北京方面看，与其说共和党是为了解决唐山事件，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扩张。3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七守备师先头部队进入山海关，驻山海关的一营北洋军以没有接到北京命令为由放弃了抵抗，交出了山海关防务。
3月1日中午，革命军先头部队进入滦州，驻守滦州的北洋将领已经逃往天津，在一部分基层军官的带领下，驻守滦州的2千多北洋军向不足五百的革命军先头部队交出了武器。
之所以北洋军会如此军心涣散，实是因为革命委员会在1914年同日本开战时，就已经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宣传，特别是临近山海关的关内铁路沿线一带，共和党的宣传更是吸引了大多数当地民众。
因为此地铁路的开通、开平矿务局和唐山铁路局的开办、天津港的开埠，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开化风气为河北之先，自然也是最容易接受外界传入的文化思想的。而天津港的开埠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剥削。
列强在天津擅自扩大租界，强行骗取开平矿务局，连满清政府都无法守卫自己的利益，更何况是那些普通的民众了。义和团运动在河北的流行，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因此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很快就获得了本地民众的拥护，甚至连许多北洋士兵都深受影响。
不过即便是如此，革命委员会真要动用武力入关的话，驻守于本地的北洋军还是不可能一枪不发的。但是开滦煤矿的工人罢工事件引起了各地民众普遍的同情，特别是警察向工人开枪的举动更是激起了许多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感，认为这些警察是在帮助外国人欺压中国人。
直隶省政府虽然极力否认了这种控诉，但是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并没有表现出维护开滦煤矿工人的举动，再加上法国人在天津掀起的扩张租界行动，使得北洋军上下对于中央政府的表现大失所望，下层官兵完全不知自己究竟为何而战。
而且，在冯国璋南下之后，接任直隶督军的是曹锟。这位虽然被北洋同僚称之为“曹三傻子”，但他可不是真傻，否则也不可能替袁世凯掌管着实力不俗的北洋第三师。
在唐山警察向罢工的煤矿工人开枪后，国民革命军突然加强了在山海关的驻军，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南下的意思，北京大总统府自然也给他发过密电，要求他率领第三师北上滦州。
不过一向服从袁世凯命令的曹锟这次却选择了阴奉阳违，只是停留在保定不动。曹锟看的很清楚，河北一地原本北面有毅军看护，山东方面有第五师镇守，张勋坐镇于徐州，赵倜坐镇于河南，第三师镇守于保定和山西，第十师守着天津-滦州，北京城内则是江朝宗的部队，应该来说是相当安稳的。
但是现在革命委员会在热河解散了毅军，在山东吞并了第五师，又消灭了张勋占了徐州。而老袁因为忌惮段芝泉，拆散了第十师，从而自断一臂。这样一来，直隶地区能打的就剩下了第三师，北京城内的江朝宗部和城外的一些军队都是被拆散的小部队，镇压一下地方叛乱尚可，但是想要同革命军这样的虎狼之军交战，那就是想多了。
如果只是北上防御山海关，那么曹锟也许还会考虑一二，但是现在革命委员会还占据了山东、淮北地区，切断了冯国璋部的北上通道。因此一旦他移师北上，真的和革命军动了手，身后就只剩下了一个不可靠的赵倜，和不可能出京城的江朝宗部，另外就是坐壁上观的段芝泉的亲信。
稍稍推敲一下这局面，曹锟就能看出来，北上是一条绝路。虽然他是想要效忠大总统的，但是没有了第三师，他不真成了“曹三傻子”了么。
只是曹锟迟迟不肯北上的后果，便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部队的全面溃散。这些军队身后没有支援，革命军又举着解决唐山事件的大义旗帜，北京又没有下达严厉抵抗的命令，大家自然只有自行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