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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革命委员会的工业产能对于协约国来说就越发重要了。而为了筹集资金，英国和法国也开始从国民手中收集海外证券，然后在海外市场抛售以获得外汇。虽然主要的目标对象是美国的债券，但是现在因为革命委员会的物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中国的债券也被纳入了抛售计划之中。
从15年一月到三月，光是英国政府就出售了将近400万英镑的债券，其中四分之三是投资于革命委员会的市政债券。而四月的第一周，就又出售了将近50万英镑的中国债券，英国抛售海外资产的行动明显在加速。
如朱尔典这样的资深外交官自然能够看得出来，大英帝国的力量差不多快要用尽了，光凭大英帝国自身的力量已经很难让革命委员会这样规模的远东强权屈服，现在只能对革命委员会施以怀柔的手段了。至于某些利益上的冲突，只能放到战后去解决了。虽然欧洲战场的形势有些险恶，不过朱尔典还是相信胜利最终是属于英国的。
革命委员会向协约国转让了射击协调器的制造技术，这一消息很快就让德国人知道了。这固然是引发了不少德国人的不满，主要是以辛慈为代表的德国外交官们的不满。但是他们最多也只是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不满，并没有做更多的动作。
因为吴川将英国人给他的电文抄录转给了辛慈公使，德国人这才发觉英国人居然卑鄙的窃听了外交电报。因为德国外交部轻率的在电报里提及了中国飞机，使得英国人抓住了革命委员会破坏中立地位的证据，革命委员会才被迫转让一部分飞机制造技术，归根结底这一问题应当归罪于德国外交部头上。
而且，在协约国封锁了德国的海外贸易之后，革命委员会所控制的地方，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德国在海外的一个生产基地。随着协约国对于同盟国的贸易禁运政策越来越严厉，德国在协约国地盘上的投资几乎都在开战后被没收了，而在中立国的德国企业，也遭到了协约国的极力打压。
可以说，现在除了革命委员会、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德国在海外的投资不是被没收也是被冻结了。而美国、日本的德国投资现在也处于受限制状态之中，就是投资分享股息可以，但是想要利用美国、日本的工业产能为德国企业生产是没有可能的。
至少，在革命委员会，德国企业的投资还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力，并继续维持德国在海外的市场。而且有些德国所需要的重要原料，比如钨、铝、镁、铜、橡胶等，还可以借用中国船只向德国周边中立国出口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运回国内去。
这些原材料在中国生产运回，可比德国工业部门在周边中立国家采购要便宜的多。而且还能通过这种在华德国企业的生产利润来支付货价，从而减少德国宝贵的外汇支出。
随着协约国对于禁运政策的加强，德国从外部获得物资的渠道正变得越来越少，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德国不可忽视的海外友好中立国家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委员会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
比如德国人此时并不清楚，在英国人的拉拢之下，意大利早在2月时就同协约国展开了秘密谈判。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初次受挫后，英国于4月份终于答应了意大利对于大量领土瓜分的要求，在4月23日意大利秘密签署了伦敦条约加入协约国一方，一个月后意大利将对对奥匈帝国宣战。
随着意大利人加入协约国一方，协约国对于同盟国的包围圈变得更为紧密了起来，原本通过意大利港口转运的物资，很快也要行不通了。德国的处境将会变得更为艰难，革命委员会这个远东友好势力，对于德国就更不能轻易放弃了。
在协约国和革命委员会进行着多次外交交涉时，北京却开始从去年冬季的萧瑟中恢复了过来。随着革命委员会表现出无意进入北京的姿态后，之前纷纷跑去天津观望的政客官僚，现在又施施然的跑回了北京，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不过，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入主北京，可是北京城内的政客官僚们现在却也不敢把革命委员会当成了普通的地方势力。对于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诸项要求，北京政府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的。
比如，对于张勋的公开审判，撤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职位，将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交由山东革命委员会治理。成立教育、税务、预算三大委员会等。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的亲信，在二次革命之后入主上海，他对于革命党人的抓捕和迫害，已经造成了上海市面的混乱。对于郑汝成和张勋两人的打击，无疑就是共和党对于国内反动势力的警告。
不过在彰显了革命委员会在维护革命立场上的姿态后，革命委员会同样开始了对于工商业的扶持和对于治下农田水利、道路基建的大规模投入。
凭借着组织和垄断了对外贸易获得的超额利润，革命委员会对于各项建设的投入资金已经开始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投入。再加上革命委员会在去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复员，使得东北及山东等地区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革命委员会的举动无疑极大的缓和了同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得袁世凯有时间开始梳理北洋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颁发了一些让民众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从1915年春天开始，国内总算再次安静了下来，各地都安分守己的搞起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