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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这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对一件事如此郑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前世，徐平常听人说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时代。能背几首诗词，好拽两句文的人对这样一个时代心向往之，而对这个朝代对外的窝囊痛心疾首的人，则恨之入骨。
这个时代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而且其严重程度远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内涵却与前世的理解大相径廷。重文轻武，并不是文官歧视武将。
要理解重文轻武是什么，必须就要知道这个说法起自何方，为什么出现。这个说法非起自汉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从一个谥号里有一个“文”字的少数民族帝王说起。
拓跋宏，后改姓为元宏，北魏高祖，谥号孝文帝。这个人在徐平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大书特书，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时期，鲜卑北魏迁都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内容史书已有详述，简要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学习汉族王朝，鲜卑改汉姓，易汉服，习汉礼，移风易俗。两个字概括，就是“汉化”。
交流与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可能单向。有汉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汉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后，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汉化，和中原汉人的反胡化，与一部分胡人的汉化和一部分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后来的隋唐两宋，均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主动汉化的高潮，在他之后，立即进入了另一个反汉化的进程。标志性事件，就是六镇之乱，徐平前世又称六镇起义。
因为迁都洛阳，六镇军民曾经作为整个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怀怨恨，遂起兵反叛。他们是保留了鲜卑旧俗的人群，认为南迁洛阳的鲜卑上层，兴汉人文治，而忘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重文轻武。重视汉人文治，重用汉人，重用汉化的鲜卑人，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国不是国。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
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文指的是汉人文治，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汉化的就是文，反汉化的就是武，以价值取向区分，倒是不分汉人胡人。与此对应，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是汉化与反汉化。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自认为是汉人，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他们自认为是胡人。
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
汉人上台，就排挤宗室，兴文教。胡人上台，鲜卑轻华人，武职疾文士。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隋唐。
此后安史乱起，经过二百年乱世，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最后由宋代周，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这支力量的传承，就是禁军。
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上来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团。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同样是统兵的武将，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着手收拾禁军集团。封桩阙额，行保甲，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这个意思，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当然，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历史也只是谈资。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这关乎他身家性命。
历史自有其轨迹，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艰，战战兢兢地做事，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他对军队的改革，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只是具体手段，外在表现不同而已。他对朝政的改革，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
这件事情有多难？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是在清朝。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