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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赵祯终于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钱粮虽然确实是国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终究还是以仁义为重。仁义行,天下自治。”
徐平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笏,却摸了空。才想起进天章阁的时候,赵祯特意吩咐一个小黄门给收了起来,以示今夜不用拘于君臣之礼,可以畅所欲言。
收回手来,徐平拱手:“陛下,读圣贤书,尤其是要观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圣贤本心。孟轲说梁惠王,这里的利,显然不是指的钱粮。依梁惠王所问,可知此处之利,是说孟轲见王,能带来什么好处。孟轲一介书生,以仁义游说诸国,又能够带去什么钱粮?此处的利,说钱粮可,说兵甲可,说百姓亦可,凡是利于梁王之国的都可。孟轲之时,当时能够利于魏国的,难不成今天就不利于本朝?若以这句话说治国不言利,那还以什么治国?孟轲说‘何必曰利?’盖因当时魏国钱粮充足,兵甲精锐,所缺的只有仁义而已。本朝以仁义治天下,岂可与穷兵黩武的魏国相提而论!若是用这句话来质疑朝廷不当用心于钱粮,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
赵祯眉头紧锁,一时沉默不语。
现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钱粮?那就不会有三司,更加不会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门了。求钱粮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说出来,更加不能作为朝廷施政的指导纲领。
赵祯迟疑,不是他不知道钱粮的重要性,而在于一旦把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后果他无法预料。以仁义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号,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钱粮为纲,让天下的百姓怎么想?对于朝廷来说,百姓就是用来缴钱粮的?
汉儒讲天命,皇帝受命于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点苦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有天变,宰相便就要担责,代君受过,罢相都算是轻的。与皇帝坐而论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给的?当然就是用来替皇帝受天罚的。相反天下百姓受点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这一套在两晋就玩不下去了,道佛两教兴起,社会思想陷入混乱。至韩愈提出孟子道统,算是彻底结束了董仲舒的理论,到宋儒别开一派。简单说,就是借由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说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这个年代,有天变虽然还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经常要上表请罪,但已经不需要为此担责了。刘太后时王曾罢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应宫火灾,罢免宰相以应天变,真正的理由还是刘太后不满王曾对他的掣肘,那次罢相已经成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统性的来源,最少要从理论上自洽。哪怕你实际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朝廷所宣扬的,还是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意识形态,既受政治结构左右,又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政治行为。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但时间来不及啊,他现在还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纳入到现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于彻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别说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就是能够拿出来,没个几十年也完善不起来,更加扩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来催化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是一条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没有他在推动,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动,就要面对既有的政治现实,面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不小心,这种束缚就会把改革捆死。
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墙,他必须把这一堵墙推倒,才能继续前行。
至于去寻找工商业资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里的工商业散出去,形成一个新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助力,徐平还没有那么天真。
说商品经济的有效资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说只要不依赖于土地的产业资本就会推动资本主义了,那是两码事。必须从客观上,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风险、利润彻底压倒农业资本,自动引导资本主动向工商业流动,而不是靠几个开厂开商店的资本家去推动商品经济。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
只要投资土地还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风险更加小,资本就会从工商业自动流向农业,根本不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去,而不会投入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里去。这条链条早晚会断裂,商品经济的萌牙由此被掐灭。
这是唯物主义,唯意志论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