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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点，第三步兵旅的巴尔巴内格尔准将与骑兵旅的德斯努埃特少将，都是拿破仑时代小有名气的法军将领。他俩也是德赛师团里，目前唯有的，且在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高级指挥官。至于两位将军的简历与个性，请看参看第2章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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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差饿兵，这是东方君主与将领们的共识，在西方也同样如此。《1791年8月1日关于步兵机动训练的条例》中，向指挥官们反复强调了良好的后勤保障对于将士士气的重要性，但在部队调动频繁的拿破仑战争年代，后勤事务包括补给和运输，始终都是一个大难题。
除了疾病等因素导致士兵大量非战斗减员外，士兵由于饥饿而纷纷逃亡的事件也屡有发生。1812年，拿破仑下令远征俄罗斯之时，曾有50万大军踏入俄国领土，但等到三个月后，法国远征军的数量已经下降不足一半，巨量减员的最主要原因是士兵们私下逃亡，其中因食物短缺引发的饥饿，则是临阵脱逃者讲述的共同理由。
尽管拿破仑和他的陆军部在数学家们的帮助下，利用复杂的数学公式与巧妙的结构模型，能够准确计算军队在行军与战斗中的消耗量。但在实际操作中，负责后勤运输的总监们却很难满足皇帝与前方指挥官对各类军需补给的苛刻要求。
受限于简陋迟缓的交通工具（四**车为主）与糟糕无比的路况（石灰石大道），即便法国国内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也无法及时运输到前线。西班牙战场上尤为如此。
因此，拿破仑对他的元帅将军们说：“当大量军队集中一地，行军时的那种给养供应方法就行不通了，所以，必须就近直接征集粮秣。”就这样，在伊比利斯半岛上，那支原本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法国-军队沦为饥饿的、依靠到处抢劫为生的部落式军队。
成为赫鲁纳公爵控制加泰罗尼亚之前，德赛师团也是参照拿破仑的后勤赦令行事，但这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遵从德赛公爵的建议，参谋部拉斯蒂将军联合军情局，邀请包括数学家、经济学家、神职人员在内的众多学者专家，结合1808年以来的30万法军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战场的上千份战报，做了一项非常有趣的案例研究。
他们发现，在西班牙战争中，如果法国-军队不随意征用被占领区居民的粮秣，而是通过适当购买或等价交换，就能令当地居民的武装反抗事件减少近六成；如果指挥官利用可靠的神职人员，负责与天主教徒居民进行粮食交易，那么这一数字将下降九成。以此节约的成本，包括防范叛军的兵力，阵亡官兵的抚恤金，围剿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军需消耗。上述合计，相当于期初向被占领区居民购买粮秣费用的3到5倍。
居于此，赫鲁纳公爵果断下令，将“不得征用居民私产而须以购买或交换等较公平方式”与“尊敬成为随军牧师的天主教神父”两条列入本师团的军规。
很快，在德赛的军队内部，恢复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军队中已被取缔的手捧圣经，身着黑袍的随军牧师。这些天主教神父不仅将协助军官处理宗教、道德、士气事务，管理部队的宗教活动。包括洗礼、主持婚礼、祈祷忏悔、葬礼安魂弥撒、定期性的宗教教育等。他们还会以“上帝使者”的身份在战斗前后做宗教训导。
不仅如此，德赛军规还赋予随军神父更多的角色应用，包括充当心理医生与政治委员。神父日常与官兵大量接触，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掌握他们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人际交往、道德品质、政治倾向、宗教情感等方面的种种问题，针对官兵思想实际，及时做好指导和帮助工作，帮助指挥官预防军中的各种消极现象促进军队稳定。
尽管有点抵触情绪，但巴尔巴内格尔将军不得不承认，随军神父的存在，令各级指挥官避免了不少麻烦。有信仰的士兵不仅对赫鲁纳公爵更为效忠，也畏惧军法与尊敬军官，对当地居民的掠夺也不再野蛮粗俗，肆意妄为，还是以一种合法、有序，看似公平的方式进行。
行军途中，每到一座城镇需要粮秣补给时，巴尔巴内格尔将军总会看到某位天主神父充当地方联络官的孤身入城，他随身没有任何武器，除了一部半旧不新的硬皮圣经。
半小时后，神父陪同市镇官员出城，与负责后勤供应的军需官进行沟通。不久，市镇官员会达成一项妥协，接受军需官以市场交易价格的一半购买该镇居民手中的食物原料；而另外一半开销，则通过市镇公产进行摊销，以此来弥补售粮居民造成的差价损失。
不过，在很多状况下，城镇居民们乐意使用储存的面粉、马铃薯、各种蔬菜，以及猪牛羊，葡萄酒等，交换军需官提及的马口铁罐头。那是后者味道更鲜美，保存时间更长。
按照行军的补给标准计划，拥有17000人的部队，需要300辆大车（运载量约为1吨）载送10天的给养。德赛师团补给车队运载的大都为罐头食品，仅保留3天的普通食材（面粉、土豆、蔬菜、鲜肉，以及桶装葡萄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