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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六一章 前夕
家人团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还没有等到正月十五，萧寒就和舒芳离开了垦丰登上了返京的火车。
原本家里是不愿意舒芳再跟着萧寒往平京折腾的，只是家里只有乔素娟一个人，还要照顾三位老人，虽则有村里人整天的来家里帮忙，和保姆一样，但是操心的事儿终究太多，萧寒怎么都不好意思给她添麻烦了。
这些年，提起自己这位继母，萧寒只剩下感叹，虽然父亲几经升迁，可是乔素娟依旧颜色不改，一如刚进萧家家门那样，孝敬老人，照顾孩子，对邻里村人更是贴心，固守着一个妻子、母亲、儿媳的本分。
随着萧寒和萧国华爷俩相继调任，村里人便把萧寒家里的事情都尽皆接手，血缘关系最近的几家，已经接过了大部分的家务与老人的照顾活计，甚至还有人干脆劝说乔素娟不要担心家里的老人们，有村人照顾呢，她干脆就随萧国华到西江去照顾，可乔素娟却很朴实的说道：“说句不孝顺的话吧，公公婆婆如今的身子骨，即便是照顾的再细心，还能再活多少年呢？现在多用点心，省的将来老人们走了之后睡不着觉呢”！
这句话貌似不敬，可萧寒听闻之后却没有半分的不满，话粗理不粗啊，正是这种中华五千年传承的朴实，才赢得了萧寒最大的尊敬！
家里的事情，萧寒和萧国华爷俩相信有乔素娟在便不需担心，又诚挚的嘱托了村人帮忙，却也只能做这些了，这些年，也真是苦了人家乔素娟了，萧寒想着，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心力对继母进行补偿吧！
家里的事情不需操心，这边的导火索呢，有着箫连江和徐建平他们的谨慎操作，便也能够放心的交付，和某些人不同，萧寒可谓是轻装上路的！
萧寒重生之前，正逢网络大兴，因为媒介的特殊性，尽管控制十分严格，但是上边却有着相当多的自由言论，对于改革，一概否定的有，全意奉承的也有，而理智性明晰剖析的也有，闲暇之余，萧寒也曾经参与过多次讨论，只是各有各理，多数是争执一番然后又不了了之，可是，不管是何种态度，抱有何种观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谈及改革三十年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教育上的失误。
不得不承认，对于下一代的教育，自视社会意识形态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教育之上，做得却远远的不及人家，小太阳、小皇帝的遗憾尚未解决，其后排山而来的非主流、脑残体更让一些有识之人如遇惊蛇！
当拜金、颓废、堕落、腐败等横流于世，那这个世界，就有必要进行人道毁灭了，一个道德败坏、信仰崩溃、人如行尸的国家社会，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而在萧寒重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让人绝望的趋势。
重生以来，萧寒采用了一切自己可以采用的方法，试图对这个还没有沦落的世情进行最大限度的影响，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都不惜钻营，如今终于站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上，那萧寒自然会将自己所能造成的影响发挥到极致。
只是，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实总是让人平增太多的无奈，尽管萧寒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做出了偌大的成绩，因而在几位老人心中取得了不低的位置，却还是有太多的世情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这几位老人可都是思想上的巨人呢，想左右他们的思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有些事情，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虽然这个 “学费”说法让萧寒厌憎至极，可有时候，还是难免要等事实摆在眼前，才具有更有力的说服性，只可惜了那些损失。
现在，正是萧寒所等待的机会逐渐的降临，而他不愿看到却非要发生的情况也正在愈演愈烈的相继出现，在萧寒认为，是自己行动的时候了。
其实呢，要说萧寒这个计划并不庞大，这样说的原因就是不需要他做太多的布置，而只需要冷眼旁观，确定出手的机会就是，眼前，已经到了要出手的那一刻了。
在萧寒的安排下，徐建平、陆长城、箫连江等等萧寒可以利用的人手，犹如一颗颗的棋子布置了下去，等到出手的那一刻，便会形成一条大龙，猛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自然，在这次浮现大龙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因而落马，其中也不乏具有相当强劲能力的宝贵人才，只是因为萧寒所需要的是一种触动整个社会的震撼性效果，也不得不牺牲这些牵涉并不深的人们了。
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
其实呢，应该很容易看出，在“未来学”的花哨招牌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实际上是已经相当陈旧的“现代化理论”，它们强调新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作用，并认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
尽管这和后来中国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无疑这是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成熟作准备的启蒙运动。
这次启蒙运动的文化结晶就是电视片《河殇》，它把“现代化”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也就在《河殇》出现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和经济领域中以“价格闯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出台。
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腐败、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发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
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发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