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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爱国说的话，虽然说放到现代也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但要说对象是个念了军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公安局工作，有知识的新一代土生土长北京人的话，那么也只能算是“有那么些意思”罢了。作为见证了多少风风雨雨朝代更替的老北京人来说，就算是旧中国时大字不识的黄包车夫，也能陪客人侃上一路治国为官的道理。
不过在刘关张等人听来，党爱国这番话虽算不得振聋发聩，但却像醍醐灌顶一样，让他们立即就明白了这所谓的“国家制度”其中的道道。
要说起来，党爱国强制在中央大学内部推行的普通话只不过规定了个语音语调，字典只不过规定了个字形字义。而他顺便推行的白话，则规定了更易说易懂的句型句式，这对于人类互相加强理解十分重要。
有了这白话，就算不怎么喜欢学习的刘备和学得不太明白的关羽，也不必费那么多脑筋去思考，可以轻松无误地理解党爱国所传授的知识。
而张飞对此也深有感触。毕竟各个家族的家学，就是因为各家对同一种或几种典籍的理解不同，所以才分出了诸多流派，同一句话在不同流派甚至会有完全相反的解释。如果都像党校长这样，用清楚明白的话将知识说清楚，哪还用在那里一个个字地“解谜”？
从这方面说起来，党爱国的确可以说是一位“教育大家”了。不仅是因为他的知识量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他讲的课基本上只要是个智商正常的人就能听懂。如果某人只是知识量丰富，或者精通某一学科，那么只能够叫做学者或科学家。只有能够将知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清楚无误地传授给学生，那才能称得上是教育家。
“校长曾言，便是未来民主之世，也多有官员腐败胥吏横行。而我大汉如今，地方亦不尊王室不奉号令，请问该如何治之？”
刘备理解了所谓的“民主”背后那些弯弯绕之后，也觉得这么说来，什么帝制和民主制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了。他又接着党校长的话，提出了新的疑问。腐败问题，说实在的这就是无解的问题。和制度无关，因为总会有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想要搏上那么一搏，这是再怎么严密的监督制度都阻止不了的人心。
“玄德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算制定严密的监督制度，或者是极度严厉的法律，最终也还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我只能说最应该做的就是将掌握权力的人同使用权力的人分开，其次是扩大监督的群体和渠道，再次才是制定严密的监督制度。
如果是谁家的掌柜要贪污东家财产，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最终才会成功，那就是东家完全没有实力阻止他了。如果掌握权力的东家只是将权力授权给掌柜来使用，那么会动贪污的心思的人就很少了——因为成功的可能性太低。而只是平时稍微借助职务的便利捞点好处的话，那么东家自然也不会大动干戈，甚至可能还会默许。
但要是掌握和使用权力的人不分开，没有谁能够有效地阻止贪污的人，那么自然贪污腐败的人就多了。
更何况，掌握权力的人都在幕后按照规则获得财富的时候，那些总想要钻空子捞钱的代言人并不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才叫贪污腐败。如果是掌握权力的人指使自己的代言人为他们捞钱，甚至是抛开代言人自己直接站在台前去捞钱，那么这还不叫做贪污腐败了，这应该叫做毫无节制地剥削。
正是因为大部分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都认同毫无节制地剥削，反而会损害他们的长远利益这一点，‘民主’这个游戏规则才得以建立。
这就像足球比赛，如果裁判员的判罚不公平，可能被某一方收买了，那么他违反了游戏规则。而如果有一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那么判罚偏向自己一方反而不能算违反游戏规则。因为既然一开始制定出了允许一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规则，那么就等于规则中加上了一条允许利用裁判员身份为自己谋求好处的潜规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