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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11-17
南唐学术盛行，士人们为学，兼览释道书，通禅寂虚无之理。他们讲经能够肆口成言，而不敷衍注疏，读书则博览古今。一时人才之盛，甲于天下。与文化发展相并行的是南唐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发展较快，刻印了《史通》、《玉台新咏》等书，这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唐的藏书丰富。宋初国家藏书才万余卷，南唐藏书达到了十余万卷，而且经过了精心的校对，史家以“鲁之存周礼”来称誉南唐。
南唐国主都喜爱图书文献、古玩雅好的收藏，李煜是一位身体力行于文献收藏的君主，在图书文献的收藏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大书。特重点探讨。
（一）南唐所在时代的出版环境
五代在中国图书印刷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时代虽短，但中原五朝继唐遗制，对文化事业非但没有重大破坏，相反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不得更使杂本交错。”《五代会要》卷8，中华书局1985年版。冯道，五代景威(今河北沧州相国庄)人，冯道刻《九经》，为中国监本之始，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刻印工程功不可没。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由此滥筋，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也缘此产生。
在江南一带，搜求文献、刻印书籍也蔚然成风。
吴越崇佛，国主钱弘俶不惜人力物力，刻印了《宝箧印经》。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1971年，浙江绍兴城关镇出土了金涂塔一座，从塔内再次发现佛经一卷。题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干德三年(965)。这份经卷文字清晰，纸质洁白，印刷精美，实为珍贵。仅见的三次记载，就逾
25万卷。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夕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小国，聚藏图书，十分盈富。这一切都为李煜读书、求书、藏书创造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用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五代时期私人刻书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时，社会上书籍的流传，主要是抄写，由于手写费时费工，一部书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书很不容易。毋曾向朋友借《文选》，遭到拒绝。后来做了后蜀宰相，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雕版印刷。毋昭裔因为刻书而“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总论刻书之益》，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是中国历史上靠出版“致富”的第一人。
（二）南唐的收藏之路
施沁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载文《李煜与南唐文献》，对李煜的收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兹引部分于后：《金华子杂编》云：高皇（李昪）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李昪确以极大的热忱广泛收集文献、图籍、书画、古玩，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早在节度金陵时就创立建业书房，藏书三千多卷，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李煜藏书的主要范围：
1、文字文献。马氏《南唐书》载：“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马令：《南唐书》卷6，中华书局1985年版，墨海金壶本。
南朝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一书，不少篇是在收集先奏诸子、六朝名家的思想上的基础上加上萧绎本人的解释而撰成，弥足珍贵，被李煜搜求到并珍藏于建业文房。为此，他还百感交集，写下了《题金楼子后并序》，序曰：梁元帝谓：王仲宣昔在荆州，着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慨之：“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于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全唐诗》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在篇后补：“枫窗小牍云，此诗同书藏内库，今朝误作金朝，徽庙恶而抹之，后竟如谶入金。”
该诗对梁元帝在西魏兵临城下之际，将江陵宫中所藏之图籍付之一炬之事，表示了极大的痛惜和悲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