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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植田入主伪满洲 板垣施计奉天城01
新京，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不久，陆军首脑部对政变主谋实施了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的严厉。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名军官被判死刑；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相泽三郎也被处死，其余的士官和士兵则被免予处分。
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的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在军部上层，在寺内寿一主持下，“统制派”也趁机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整肃”。荒木、真崎和川岛陆相被解除现役，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至此，“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对于日本陆军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在随后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观点的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在日本投降前曾经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讲话：“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所谓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的黄河上有几块挺立在河中、顽固阻挡潮流前进的顽石。从这个意思去理解的话，陆军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内阁发生了新旧更替，组成了以广田弘毅为首相的内阁，这实际上是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新内阁的上台，使军部与财阀结成一体，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
由于关东军司令长官的南次郎，是“皇道派”的积极支持者，事变发生后，他的态度又摇摆不定。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在国内“统制派”的怂恿下和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的暗中支持下，背着南次郎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立刻通令伪满处于紧急状态，并迅速控制了满洲的局势，保证了满洲没有发生“同情性”事件。之后，日本陆军开始进行肃军人事，南次郎虽是“皇道派”的支持者，但因没有直接参予政变事件免于起诉，被撤销关东军司令长官一职，随后编入了预备役。
南次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一个贫穷的旧武士家庭。1885年，他被父亲送到东京当时做陆军少尉的叔叔家。南次郎心性聪明，性格刚直勇敢，看到当陆军少尉的叔叔威风凛凛的样子，也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军人。他叔叔顺着他的愿望，将他送到了陆军预备学校，从此，南次郎走上了成为一个法西斯军官的人生之路。
从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南次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即1895年，从陆士毕业。不久，他被培养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录取，进入陆大继续学习。1903年，南次郎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陆军任职，曾先后历任骑兵第一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参谋、陆军大学教官、骑兵第一联队联队长、陆军省军务局骑兵课课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陆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参谋次长、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长官等职。南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官，他热衷于大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是日军对外侵略这个大战车上的重要一员。策划“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日军每一个侵略的行动计划上，都活跃着南次郎的身影。1936年3月4日，南次郎这个“战争狂人”，在没有任何人相送的“凄凉”情景下，独自一人黯然离开了新京……
然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的命运却与南次郎截然相反，他因为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一直立场都很稳定”，因而受到日本军部高层的赏识，在南次郎离开关东军司令部后不久，于1936年3月荣任为了日本陆军参谋次长。
1936年3月，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一个变故最大的月份。南次郎被撤销关东军司令长官之职，而西尾寿造升任了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双双易人，这在整个日本军界都是极其罕见的。1936年3月中旬，新任关东军司令长官植田谦吉和新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走马上任。
臭名昭著的板垣征四郎，原本就是关东军的人，而且官至副参谋长，这次得意于西尾寿造的举荐，职务又向上晋了一级，军阶也由大佐晋升为了少将，真可谓春风得意！与板垣征四郎不同，植田谦吉在此之前与关东军没有丝毫瓜葛。他担任东军司令长官一职，完全是日本军部为了消除南次郎在关东军的影响，而作出的选择。
植田谦吉，大阪府人，陆军二等军吏植田谦八次子。 曾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898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骑兵科，翌年6月27日授予骑兵少尉军衔。历任骑兵第12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骑兵监部员。1909年12月3日，陆军大学校第21期毕业后，历任第18师团参谋，骑兵第9联队附，第16师团参谋，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参谋本部附，骑兵监部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历任浦盐派遣军参谋，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浦盐派遣军作战课长。此后，任教育总监部附，骑兵第1联队长。1923年8月6日晋升陆军少将，历任陆军航空部附，骑兵第3旅团长，陆军军马补充部附，军马补充本部长，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第9师团长。
1932年初，植田谦吉带着金泽第九师团出征上海，在“一二八”事变战后的祝捷会上，他被朝鲜独立运动家、抗日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当场炸掉了左脚掌，送医院后因伤势过重左小腿被迫截去。可他的腿虽然瘸了，可官却升了，伤好后他立即升任了军部参谋次长。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1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植田谦吉在陆军中没什么派别，被视为军队中比较稳健的中立派，他既不支持作风激进的“皇道派”，也不赞成和财阀勾结的“统制派”，这种机会主义立场让他左右逢源，成为了“二二六”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植田谦吉上任不久，在满洲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即兴安北、兴安南、兴安东、兴安西四个省份）。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时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凌升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植田谦吉得知此事后，恼休成怒。为防止凌升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反抗，植田谦吉决定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3月下旬，在植田谦吉的授意下，日本关东军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 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并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大肆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 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的事实。在拷问中，凌升说道：“别人无罪，凡事都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军事法庭，4月14日,凌升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4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 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这就是史学界称之为的“凌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