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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落实这个差遣。
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要看实际业绩。
业绩可能会造假，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
“外劳办”的主任是张贞，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这是个苦差事，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没什么。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
最大的油水，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择选不同的成员。
工场主挑选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至于工人寻摸活路，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
双方需求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而“外劳办”，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在工场之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
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才是真正把《弟子规》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
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打工潮”，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地理距离的认知，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然后用走路“一顿饭”“一泡尿”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
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
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
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贞观二十四年“打工潮”的外来务工人员，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面对工头，既无知又无畏。
毫无疑问，冲突在所难免，对张贞的挑战，也绝非只有这么多。
面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要整合的力量极多，而且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武汉也不得不对外借调一些“精悍”人员。
精干人员面对冲突是没有卵用的，只有“精悍”人员，才能镇得住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