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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正式确定之后，那么大唐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建交也就顺理成章，仍需要进一步进行确定的，就是双方在各方面利益上的一些协调了。
大唐是坚决的自由贸易推崇者，这个时候的自由贸易跟后世那种自由贸易是两回事，其核心意义是商品能够自由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流通，而不受政策性限制，同时享有相对较低的合理关税。大唐一直是采用一个比较低的关税的，这个汇率之低廉，以至于让走私者们都觉得很满意。相对于这个时代英国人动不动就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什么烟草税、糖税，大唐对于进口货物征收的税率，已经是十分友好了。
高关税税率主要源自于这个时代欧洲人信奉的一个朴素经济学理念——重商主义（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这种经济学观点是如此朴素，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对此认可，甚至到了后世中国某些历史类网络小说中，还有人认为这种重商主义就是最好的经济。
推及到普通的个人身上，一个人赚的多，花的少，似乎就能积累大量财富。早期的重商主义代表威廉·斯塔福强调国家在贸易中应该少买东西，显然是不现实的，没有足够的原料输入，自身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同时制造更多产品；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又强调多卖，于是这个时期各国奖励出口，保证自己的国家是出于出超的状态，而且将殖民地作为贸易出超的主要对象。
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重视金银货币的累计，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贵金属货币的流入。那么大批的贵金属货币流入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从而破坏国内普通民众的生计，也影响了工厂的继续再生产，归根结底还是对经济的破坏。
在重商主义中还有一个隐含的重要理念，那就是国家之间不存在合作，只有伤害和被伤害，简而言之就是零和游戏。通过多卖少买，各国政府认为能够夺去竞争对手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其国力衰弱，保证自己的优越性。在这一点上，又呼应了西欧各国认为金银货币是国力和经济的终极体现。
后世的经济学中大都认为，重商主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其必要性和好处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喜欢说西方人用血腥殖民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重商主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金银输入，是西欧国家完成资本累积的重要一步。
甚至推而广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就是白南他们那个时代，中国也是在持续以一种特别的重商主义，在和平状况下疯狂地进行原始资本累积。当然，以重商主义形容未免不够公道，毕竟这种贸易顺差不是国家刻意主导下产生的，但也不能否认政策性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偏向于鼓励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这样看来，在十八世纪的大唐共和国，在经济理念上既是不同于清朝等传统封建国家的自给自足、较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低交换贸易理念，又不同于欧洲国家唯金银至上的重商主义，是一种相对超前的经济指导思想。
暂时来讲，大唐的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过根本上唐人不存在多卖少买的态度，而是多卖多买，一方面促进贸易的繁荣性，拉动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这里面自然有科技程度远胜这个时代的工业能力因素作用，因为这种贸易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唐人占便宜。
以工业制成品、加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工农业原料为主要进口品，这是一个完美的贸易剪刀，也是后世发达国家用贸易占发展中国家便宜的主要方式。
这一系列复杂的逻辑，不是阿方索一个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大臣能够明白的。其实西班牙人的纠结挺严重，重商主义思维下，他们极其抵触优质的大唐商品进入墨西哥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从而排挤西班牙商品的市场，但是阿方索回头一合计，发觉西班牙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品能够输入殖民地，而且由于过于稀少的商品输入，使得殖民地发展缓慢，而且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