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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改革之后，新政地区所采取的户籍模式与后世中国相似，户籍的控制使得一些发达地区免受大量人口涌入的冲击。然后用发达地区的税收，去弥补、发展落后省份。
所以天启九年的财政税收，盈余部分大部分将用于落后省份的建设。
这种模式在后世的世界也有很多国家采用，最为明显的就是布尔人控制的南非。布尔人的想法是，把南非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省份，然后构建一个‘联合国模式’，黑人生活在一个‘国家’，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布尔人掌控南非的时候，南非发展速度很快，成为了发达国家，不论是医疗还是制造业，都是非常发达的。
不过后来曼德拉展开了一场黑人运动，把布尔人赶出了南非，并且把南非的主权卖给了世界各国，世界各国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举双手欢迎，大力歌颂无私的曼德拉先生，于是一首什么《光辉岁月》就出来了。最后南非被一通乱搞之后，制造业直接完蛋，医疗水平也从世界顶尖直接变成了垃圾得要死的地方，中国商人在南非碰上什么大病都是直接飞回国内进行治疗，整个南非直接从一个发达的主权国家，变成了一个被资本殖民的落后国家。
不过当前大明的移民制度还是比较的宽松，尽管关内地区跨省移民不是那么容易，但要到关外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户籍是很容易获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直隶、山东等省份的人口趋于稳定。
新政地区各省省政府的发展路线也不太相同，地区之间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发展路线。
例如山东省政府确定的发展路线就是发展农业、工业制造，以及海洋贸易。而河南这些内陆省份，则是先大力发展农业，将这一优势产业确保下来。
各省财政支出倾向的领域各有不同，而中央拨款则是从发达的省份抽取财政收入补贴到落后省份。
整个北方各省。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建设工厂、道路、水利、城镇设施，商人则在投资农业、工业、商业，到处都是就业岗位。
大量农民工涌入工地，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了北方各省农村的潮流。
同时各种土地兼并活动。也在持续不断的展开。土地兼并的主力就是农业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地主阶级。
离开了土地的农民，获得城镇户籍则非常容易。
经过一番改革之后，百姓的赋税压力大减。徭役被彻底取消了，官方的建设活动都在给工钱。而且工钱每日一结，每天给工钱30文以上，避免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这是朝廷的硬性规定，朝廷的工程如今大量外包，承包这些工程的主力就是国有资本的建设公司，旗下有诸多工程队。这些国有资本建设公司资本雄厚，农民工工资日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同时民间资本同样也参与到了这些工程之中，从国有建设公司手上承接一些局部项目，民间商人要参与这些工程，门槛要求不高。因为他们承接的都是一些没太多技术性的东西，唯一的门槛就是工资要日结，避免出钱拖欠工资的问题。同时工程质量要过关，一旦发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朝廷还降低了自耕农的农业税，拥有土地规模小的自耕农是不需要交税的。同时那些佃农，如今已经不需要承担任何直接收取的赋税，即便是个人所得税都不需要缴纳。只有日常消费过程中，需要承担商品增值税和盐税之类的赋税，但都不是直接从百姓手上收取。
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环境顿时变得很宽松起来，赚了钱才要考虑交税的问题，没钱的时候官府也不会上门逼税。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而对于普通百姓的压力。同样也增加了。一方面是不断展开的土地兼并活动，一方面是进入城镇之后生活成本的增加。对于没有什么存款的普通工人而言，只要几个月不做事，就会坐吃山空，所以只能不断的工作。好似有一条鞭子，在背后不断鞭挞着人民前进。
古人将管理百姓称之为‘牧民’。人民实际上没有自我管理能力，一旦百姓日子过得很安逸，就不愿意做事，这样的劣根是广泛存在于各个阶级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那些权贵同样如此，一旦那些权贵不用做事就能获得利益，那些权贵也不愿意做事。
不做事就产生不了财富，而是在不断消耗财富，整个社会就穷了。
一番改革之后，北方各省的权贵利益输送脐带被不断剪断，他们也需要做事了，去考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普通百姓也脱离了农村自然经济，从整天无所事事，甚至是想做事有时候都找不到事做，变成有事做，而且不做事在城镇就无法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大家都在做事，就能创造出大量的商品，分配分配之后，不管什么阶级，日子都能过得还行，就是累一点罢了。苦一点累一点，实际上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只可以避免更大的苦难降临。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苦难，正所谓多难兴邦。人只有在绝境的时候，才愿意去奋斗，只要肯吃苦必然是可以出头的，至于能出头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文化底蕴。
中国的文化底蕴无疑是世界上最深厚的，只要愿意艰苦奋斗，根本无惧苦难。
此前的大明，就是安逸日子过得太久了，才会酿成满清入关的巨大苦难，那样的苦难就太大了。
一个人最可怕的也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没有苦累可受，一旦安逸过头了，苦难降临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大明即便再有钱，朱由校也不会给普通百姓非常安逸的福利待遇，大家都不做事了，那国家不就衰弱了。
同样的，对于那些没有进取态度的资本家。也是坚决淘汰的。即便是在国有资本财团内部，那些红顶商人也面临着淘汰制度，能者上，不能者下。没有什么千秋万代的稳固利益，没有谁能够坐在家里翘着脚就能收到钱。
不过该有的保障制度还是要有的，随着天启九年的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朱由校进一步的完善了新政地区的保障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