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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国到现在，徐卫已经在长沙投资了将近一百万英镑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从英国以邮寄的形式从各大跨国洋行转到中国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徐氏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提供的，但是由于回收资金依然遥遥无期，仅靠这样的方式提供的资金已经不能满足徐卫的需要。
**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从1845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到辛亥革命前的整个晚清时期，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外国银行不下40家。
这些通商口岸的外国在华银行除了从事一些国际商务汇兑结算、存放款等基本金融业务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它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业务，那就是向清政府提供借款。
晚清时期，清政府曾举借大量外债，涉及军事、实业、赔款、行政等方面，据统计可以确认的有208笔，总额约为13亿余两，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就是由外国在华银行提供的。
其中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
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
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
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
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这是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
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
蒋式瑆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有了汇丰银行的例子，其他各国的银行也都学习汇丰银行的办法来招揽中国官吏的存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银行自身的储蓄金额，也使得银行在中国的发放贷款的自己不需要从各国银行总部调拨。
徐卫的徐氏银行或许是在名字和老板方面太本土化了，而且进入中国的时间又太晚，在上海根本就竞争不过那些老牌的外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