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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
(1898 - 1968)湖南长沙人，字寿昌，现代戏剧奠基人、剧作家、诗人。出身贫民家庭，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1968年”文革”中惨遭迫害，病死狱中。
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人们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黯然消魂者别而已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也不要等待你年纪大了点，尝过了些人生的滋味，你才真正了解离别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不然也就不觉得怎样。
民国五年秋，我在长沙师范毕业，许多朋友都打点去当教员，我算是特别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竞存”，却有到外国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因为我的三舅父梅园先生被任为湖南留曰学生经理员，他要带我到东京去进高等学校。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赶忙和家人一起清检行李预备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里去辞行。我动身前的几点钟还在吕铸嘉兄那里呢，随后回家别了母亲、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约的漱瑜，随着三舅于八月一日晚搭沙市轮动身。我这时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南阳人，南朝宋名臣，少有大志，曾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编者注）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毫不觉得“别”这字含着何等深刻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长沙。
第二次离开长沙在民国八年，也是一个秋天。我从东京归国在上海见了三舅，便回长沙，一到长沙，便使我理会得第一次离开长沙的意义了。三年中我的同学已死去了好几个，有的病亡，有的被兵匪杀了。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的前几点钟还和他相约将来同到欧洲留学的吕铸嘉君，早已于半年前害了痨病死了。因为我在报上做了一首长诗追悼他，一天在街上遇见了他的父亲，他老人家那惨淡消瘦的面容上还含着微笑向我道谢，我那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寻不出话来慰藉他老人家。
还有惨过如此的，便是我的七叔七婶之死。我的七叔和九叔本 在乡里种田，因为当时有许多同乡到江西某地开垦，回来时都把那地方说得非常好，地价如何便宜，开垦事业如何有望。因为湖南那几年收成不好，生计艰难，所以我九叔便邀了七叔变卖了所有的家具，携了家小，干山万水地走到江西，不想天不从人愿，冒着万苦干辛披荆斩棘地刚开垦了半年，这些移民挡不住那山岚瘴气，十人九病，七叔不幸也得了病，因为病了，更是不名一钱。七婶竭尽心力看护他，不想一天因为煎药偶然失慎，那小小的茅房顿时着了火，七婶赶忙把七叔从床上扶了出来，七叔因为想到房里去抢一两件东西，拼命地又跑到火里去，不想他刚进去，茅房便倒了下来，我那可怜的七叔便被烧死在离乡干余里的江西了。
七叔死后七婶从江西回乡，后来改嫁到某家，却因军阀张敬尧祸湘，到处兵匪纵横，七婶因为要避免兵匪的污辱，和他家的姑嫂一并投在塘里自尽了。如是我七叔夫妇俩，便一死于火，一死于水。
亲友中的惨事，不一而足。最使我伤感的便是我姨妈之死。我常说我的外祖母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替三舅娶了一个好妻子，另一件是为我姨妈配了一个好丈夫。她老人家以为这”男婚女配”
是尽了老人疼爱儿女的心，不知却是替他们预定了一条黑暗的死的路程，叫他们一天一天非向那条路上走去不可。我姨妈的婚姻生活中似乎不曾感到过什么幸福，她只望生一个男孩子，将来大了也替她出口气。谁知也是天不从人愿，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直到后来总算生了一个男孩子，但她腿上长了疮，又没有好的医生替她治，后来烂穿了七个洞，便在我外祖父的家的西厢房断送了她那三十年间的黯淡的生涯了。
这些惨事本来很够我觉悟人生的滋味，不过究竟死的是朋友，叔叔、婶婶、姨妈，对一个正在饥求着爱的甜味的青年，没有什么多大的打击。世间有许多不幸的事，但那些毕竟是降在别人身上的。我们却是命运的宠儿，但能于梦一般的幸福生活中，对于不幸者表深厚的同情便够了。所以那年八月中秋前，我为家人所送，冒着潇潇的夜雨，登上一艘小轮船时，我的心里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并且还希望 那船越开的快越好，因我带着漱瑜妹同行，而她出门是没有得到她的祖母和她的母亲的同意的。这次旅行，虽是一种冒险，但实是我有生以来最甜蜜的旅行。我们都商量着将来的梦，对于故乡和亲人的留恋之情是很轻的。这是我第二次离开长沙。
我本没想到这几年有机会到长沙去的。我和漱瑜都因为梅园舅父在长沙为军阀所害，而此等豺狼尚盘踞长沙，豺狼一日不去，我们是不能回去的，所以我们宁可把母亲弟妹接到上海来住。不想去年漱瑜在沪染病误于庸医，日益沉重，她急想归乡调养，莫奈何只得送她回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太祖母危笃之报，急欲归乡待疾，便带了小孩一起回去。从上海动身历经千辛万苦，跋涉了三个多月，才算辗转把漱瑜送到长沙乡里。在老家又住了三个月之久，只望她早点痊愈，重登幸福的旅途，谁知命运的女神对于她的宠儿，亦无所怜悯，竟于去年末夺我漱瑜而去！我这才知道“不幸”这件事不是单降于某种人的，是可降于任何人的！不是单降于他人的，是连我也会遭遇的，我们不单是他人不幸的同情者，有时也是需要他人同情的不幸者。去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黄昏，距我漱瑜之死的六点钟前，我从城里匆匆奔走七八十里之长途，赶回我外祖父的家里来看她的病，她那时已经是病骨支离欲哭无泪，坚嘱我莫离开她，要我送她的终。我说：”我今天心里很宁静，我确信决没有那回事。”感觉得命运的严肃的她，冷然地说：“咳，我最初也确信决不会有这回事，像我们在东京确信我爹爹决没有遇害的那回事一样，但是我的许多确信都次第给严酷的事实打消了。”我又说：“你放心罢，上帝决不会轻易把你召去的。”意思是上帝还得使你在世上多受些苦难，不肯轻易解除我们的责任。但是漱瑜毫不感到安慰，她绝望的说：“上帝要召我们去是很容易的……，你今晚务必要送我的终。……我今晚死了是幸福。”我听了她的话虽然心里像刀也似的割痛，但我仍是确信没有这回事。至少隔那“不幸”的距离不远。所以我外公坚劝我去睡觉时，我也和衣躺了一会，谁知我第三次起来看她，并依她的意思，扶她起来斜卧在我的右臂时，她竞在我的怀里长眠不醒了。我那时的心里仿佛遇着迅雷疾雨，山崩海啸，只觉得宇宙的威力之不可抗，只觉得渺小短促的人生之无意义，只觉得命运之绝对的严肃。啊！严肃，我们曾否严肃地观察过人生？曾否严肃地创造过甚么艺术！不！不曾有过这事，因为我们总以为不幸究竟是他人的事，究竟轮不到我们俩！
第三次离开长沙却是这回的事。在长沙愁惨的空气里呼吸了将近一年，到了非离开家乡不可的境遇，年不过半百而白发如银的慈母虽然十分不想我离开长沙，但看见我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走的必要，所以也只好忍痛让我走。
行李都已搬到城里去了，好就近搬到船上去。吃完了早饭便同三弟到城里去找开往汉口的船，有什么船便搭什么船去。母亲先说要一同进城去送我们的行。我们说：“不必。”母亲便抱着我那可爱的孩子海男——哎哟，海男啊！我是多么爱你，多么不能离开你，爹爹写到这里眼泪滴了一纸呢！——送到门前路上，她老人家站在一棵松树旁边，嘱咐我们一路好生保重，又特别嘱咐我“以后别那样喝酒”时，我那孩子似乎也感到他爹爹此次进城和往常不同些。他并不嚷着要“爹爹买条丝糕回来把海男吃”，却在他祖母怀里闷闷儿的，做出莫明其妙的表情，大约是他的冬姑妈告诉他“爹爹同三叔要到上海去了”吧。我们走到那松林里时早听得海男哭起来，一直走过那松林还听得海男在那里哭。我听了他的哭声，想到长眠在枫子冲头的他的母亲。哎呀，漱瑜呀，恕我没有到你坟上来辞行。我是何等想来哟，但又是何等不忍来啊。我吞着带咸味的眼泪，一声也不响，撑着伞只是走，走到新刷了粉的白皮靴上面沾满了很厚很厚的黑尘，这才对三弟说：“水又退了许多呢。”因为这时已经到了湘水之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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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是一位真正的剧坛领袖，他一生创作了100多部剧本，其中话剧就有60余部，是现代剧作家中最多产的作家。在他所有的创作中戏剧一直是主流。如果说田汉的主战场是戏剧戏曲的话，他的电影创作有些像“玩儿票”。《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丽人行》、《黄金时代》，哪一部都是当时的轰动之作。最著名的《风云儿女》，田汉只写了这个电影故事就被捕了，电影是经夏衍进一步加工而成。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作曲成为了当时广为传唱的名曲。另外，田汉为电影《桃李劫》所作的插曲《毕业歌》至今仍被传唱。不仅如此，田汉还翻译了《哈姆雷特》、《莎乐美》、《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面具》等外国著作，还有《文学概论》、《银色的梦》（散文）、《爱尔兰近代剧概论》等多部著作，另有新旧体诗2000余首。这就是田汉——一位全能型的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