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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近几年农业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近几年来，国家不断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基础地位，改变农业现行政策、增加农民实际收入。在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农业信贷不断增长，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体化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工业产品与农产品比价（剪刀差）的矛盾、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农民收人增长缓慢与负担不协调的矛盾、城乡社会平均利润差难以市场手段调节的矛盾等十分突出，“三农”问题的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及产权的矛盾等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这些深层次问题面前，甘南民族地区的货币信贷政策究竟如何找准落脚点？货币政策如何引导第一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产品调整、切实支持农业这个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是值得探讨的大事，也是本文调查探讨的核心。
一、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的困惑。
（一）农业信贷及政策性贷款执行对种植业的支持力度逐步降低，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近几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南州）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农业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不断增加，从19-98年的112l6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20872万元。约增长了86.09%其中2000第二部分。货币政策年以来累计人民银行再贷款22266万元，2003年农业发展银行扶贫贴息贷款和一般扶贫贷款14093万元，农业增加值从1998年的21360万元增至2003年的3662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人从1998年的1000.46元增至2002年的l266元02003年全州百元信贷资金支持大农业增加值108元。这些贷款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资金需求，解决了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经济的资金投入不足和支农资金短缺现象。但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调整、产品调整局限性大，走精细化、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困难重重，种植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逐年降低，信贷资金的增长在支持种植农作物及林果、药材、蔬菜等生产方面作用不大，贷款的增加未能有效提高农产品产量、产值的增加，货币政策的调控在提高和改善绝大多数山区群众依靠农业增收方面的作用不到位。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民种植业收入逐年降低，每年以一3.4%的几何平均数递减，2003年比1999年种植业收入负增长达一l8%，牧业收入增长12.8%，批零运输服务业收入增长：0.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每年以。5.7%的几何平均数递增。2003年比1999年增长20.2%。这个增长主要是牧业收入增长和打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牧民收入增长比较快，农民收入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主要靠打工来维持家庭，其他收入十分有限：故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深度调控、改善调控措施，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民族地区农民脱贫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二）农业贷款及政策性贷款对城镇周围产业结构调整作用逐步凸显，但对山区及远郊大部分农村的产业结构及农产品结构调整作用甚微，扩大金融服务、改革金融体制，督促指导农业银行加大对农业贷款的投入迫在眉睫。农业贷款的统计泛指大农业，包括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农村工商运输、服务、加工、批零餐饮贷款，牲畜、农机械、农药、化肥、地膜贷款，乡镇企业等贷款。从贷款结构来看：农业贷款直接运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只占lo%左右，包括水利、地膜、化肥、农机具等贷款种植业商品率在20%左右，而种植业收入占全州农村家庭总收入的65.9%，而用于非农业生产的贷款增加’家庭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34.1%o农业贷款主要用于商贸、畜产品流通、加工服务、餐饮运输等第三产业以及乡镇企业、机械、作坊制造等第二产业。从区域来看：城市（乡镇）近郊的农民家庭收入的7026至90%的来源是二、三产业，城区较远的农民近80%至90%的收入来自种植业。
甘南地处边远山区各县城（乡镇）规模小，辐射面不大，70%的农业人口在山区，在小城镇建设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农村绝大多数人口必须依靠土地资源及种植业为主产来增加收入，这种以城郊为辐射的产业转换增加了近郊农民的收入，但信贷资金在支持大多数农民农业生产的投入、产业科技化、集约化以及产业升级方面力度不足、规模小。山区农民产业结构、农产品结构调整及脱贫致富的步伐继续放缓口从下表可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短期贷款中，农业银行的农村各项贷款迅速下降，其中农业贷款2003。年比1999年负增长达一75;1%，工业强乡镇企业贷款负增长达一94.6%，农村商贸服务贷款负增长达一26.4%，农行支持农业生产的力度不断丧失。而农村信用社自1999:年以来各项贷款不断增加，农村短期贷款自1999年以来的5年中增长了268%，其中，农业贷款增长了213.3%，工业及乡镇企业增长了105%，第三产业增长了542.4%，农信社发挥了农村资金融通和支持了“三农”经济的发展生力军的作用。
（三）货币政策可操作工具不多，农业贷款的利息太高。
国家为支持甘南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省级以上财政每年给甘南农村拨付l亿元左右的财政扶贫资金，改善全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全州又对农业县拨付种粮户直补资金66万元，支持种植业的发展。多年来货币政策也不断支持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但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政策措施不多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率”在总行控制，各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又有浮动权限，造成在农村的各种贷款执行利率与农村的各产业利润、社会平均利润不协调，特别是与农业产业利润差距更大，如果一个农民把种子、农药、地膜、化肥、劳动力价值全摊到一亩地的粮食产量之中去，一亩地粮食产量的市场销售价与成本价基本相当，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赚的种粮利润，农民在土地上劳动基本上是以体力劳动和最小投入换取维持自己生命的能量——食。加上前几年农民各项负担偏重的实际，农民生存的空间太狭小。利率是决定社会平均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央银行制定的基准利率是按全国社会平均利润及货币供求及年度gdp增量、国际收支等一揽子权重决定的，多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在人行基准利率基础上贷款营销上浮30%至50%、农行上浮3096左右；人民银行制定的农业贷款基准利率5.31%，而在实际执行中一年期短期贷款利率达到6.903%，人行对农信社支农再贷款基准利率只有1.87%至2.25%，实际执行中把支农再贷款与普通贷款一样执行，利率达到8.85%，上浮近1.8倍，有的农信社上浮幅度更大，这种利率无法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有50%负债的农村工商业企业再借用年息8.85%酌、流动资金投入运营也无法生存。用这种偏高的利息的贷款支持“三农”，农民实在无法承受，加上贷款手续繁杂、担保无着落，造成事实上农民贷款量少、面小，县城及县城以下农行、工行机构不断萎缩，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下降，农村筹融资渠道单一、环境狭小、资金短缺的不利局面。
（四）货币政策工具“支农再贷款”的管理运用亟待加强。
人民银行按照人民银行总行《再贷款管理办法》和西安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再贷款实施细则》，认真执行“限额控制、周转使用、规定用途、设立台账”的管’理原则，明确规定重点支持农牧民种植业、养殖业及农副产品收购、加工、储运和农村消费需求。近五年来人行甘南中支行申请投放再贷款逐年增加，申请指标贷款从1999年的12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20000万元，约增长15.7%倍倍支持农村信用社实际投放从1999年的12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13238万元，约增长了100%倍；支农再贷款的运用直接反映了货币政策的支持方向和支持力度，发挥了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