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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和往常一样。”
“一月十二号晚上,李冬庭回来以后,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异常呢?”
“和往常回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晚,李冬庭还往家跑,又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一定和心绪有关系。一个人,他刚做过一个大案,他的情绪不可能和平常一样。
“昨天晚上,李冬庭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呢?”
“到家的时候,在七点钟左右。”
“他也是骑自行车回来的吗?”
“是的,他每次回来都骑自行车。”
“是谁开院门的呢?”
“是我开院门的。”李冬梅道。
“李冬庭自行车龙头上有没有挂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呢?”
“我没有在意,当时天已经黑了。”
荆南的冬天晚上六点多钟,天就黑了。
“李冬庭回来以后的情况,你们能好好回忆一下吗?他除了进自己的屋子,还去了那间屋子?”
“冬庭把自行车推进自己的屋子以后,到东厢房来看了看他爹——他回来的时候,他爹已经上床了。之后,他就回自己屋子里面去了。本来,我想下点水饺给他吃的,他说已经吃过饭了。我就和冬梅上床唠嗑——冬梅和我睡在一张床上。”老太太道。
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欧阳平心知肚明,李冬庭的父母和家人是不大可能和同志们说实话的。他们也应该能猜出同志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找证据的。黑色手提包和二十六万块钱是案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