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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全天候的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全天候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
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生气勃勃的商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可随着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的兴盛繁荣，甚至波及到了佛门。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
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 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一些无力经营的小商小贩，在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来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变，且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百姓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这样的后果即便是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也难以改变百姓的日复一日的贫穷，依赖于农业的国库，也难以充盈。
可以说大明延续六十年，时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苏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池，他有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相较于汴京城好不逊色，事实上从宋代时，苏州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甚至商业的发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与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逊色，能有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数量增多，出现了茶叶、蚕桑业等商品性农业，尤其是蚕桑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蚕桑业中心。除传统手工业不断壮大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成为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有“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玉等制品。商业发展冠盖东南，城中商业交易频繁，市场分工日趋细致，城乡经济联系更为加强，以至于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元代时“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闾而居，开凿为难”的说法，不难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况。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至朝廷设立了“织染局”，作为专门的织染机构。另外，民间协调和管理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其商业活动的数量之大和范围之广不亚于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国六十余年，苏州非但没有延续前朝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时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样一个繁华富庶的城池，竟连寻常的税收都难以维持，究其原因，当真全是洪武爷怒其张士诚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所造成的困境么，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赋税再重，能重得过宋给辽、金的岁币，给西夏的岁赐，以辽为例，就大势而言，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比起这些，洪武加派的那点赋税着实不算什么，可就这么点赋税，苏州仍旧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华早已是昨日的黄花，若硬要说苏州破败的原因的话，除了土地对苏州的束缚外，的确在找不到任何牵强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农抑商，不得不将大半辈子埋与土地之上精工细作，这样的结果，固然为大明造就了不少粮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显，百姓没有更多的空闲，因为贫穷购买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购买力的下降，造就了苏州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然减少商人的从业人数，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黄土，从而导致农业始终占据着苏州大半个江山，若说湖广一带到也罢了，哪里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未必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