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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一直都是历代忠臣良臣所面临的界限，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两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别不大，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
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说忠臣讲究名声，而良臣更多的是讲究做事，就个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的大臣。
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太义的思想，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迎来了展示自身价值的黄金时期，追求良臣，寻求民富国强之策成为各国君主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商鞅、吴起、乐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着人才优势称霸诸候的秦国，虽然拥有着一大批文臣武将，但基本上是其它国家的空降兵，这些人只是借助于强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报负，大抵与忠臣沾不上边。在这个时代，能称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国的屈原了，这位老先生忠心为国，却无罪遭谴，他因此借助于楚辞这种文体，写了一大堆怀才不遇的文章后，干脆对着汩罗江水，纵身一跃，从此，在中华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应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顷襄王。屈原的自杀留给时人（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并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场一直不大，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各种家交汇，思想也是百家齐鸣，早就了那个时代的能臣比较多。
真正意义上的忠臣，应该是从汉代后开始，董仲舒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忠君仁爱的思想就此确立，使得忠臣们逐渐走上政治舞台，这也是迎合帝王们的政治需要的。乱世需要良臣治理，治世需要忠臣维护，但毕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能臣能够帮助君主打下天下，也可以夺取君主天下，所以，历代皇帝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处置这些良臣，汉高祖、明tai祖的办法是大开杀戒，光武帝、宋tai祖的方法是是厚赠金帛，方法也许不一样，目的却大抵相同，都是让功臣们远离权力中心，不要危及他们的统治，也即是鸟尽弓藏的意思。正因为长治久安的需要，开国帝王们从江山坐稳后，他们需要的就是忠心耿耿，思想无二的忠臣了。当然，这样讲是一种理论上的趋势，具体到实际中的皇帝本人，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忠臣们虽然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
如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如他在嘉靖四十五年，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嘉靖四十五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世宗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足见皇帝并不是那么昏庸。
大难不死的海瑞，在明世宗死后，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本朝开国之初，tai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富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士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官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逾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地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但这种做法的后果，苏州一夜之间人心惶惶，商店关门，酒肆关门，一切娱乐活动都关门，这种情况，自是对苏州不利，事实证明他的确不会做事，在他治理下，苏州是一片怨声载道，他本人很快也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可见海瑞虽是千古忠臣，道德没话好说，可与国家，并无多大用处。
这一点后来的张居正看得最明白，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告诉世人，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而相对的张居正，在人品自是难以与海瑞相提并论，但就做事上就会做多了，他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但让我选，我还是选择张居正。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历史上还有很多，譬如大明朝天启二年，新科状元文震孟指责天启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竟上疏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封奏折上递后，权阉魏忠贤故意留压二没有立即上奏。却乘天启帝观看木偶剧时，适时将疏中“傀儡登场”语告诉皇帝，说文震孟恶意将皇帝帝比作偶人，并要求皇帝杀之。皇帝当然点头同意，但终经众臣苦劝力争，硬是将震孟给保了下来，只让天启皇帝憋了一肚子火，这也是忠臣们虽然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但让人下不来台，皇帝也一肚子火。
当然，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
再如，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说这么多，其实就说一点，忠臣很多的时候是忠于君主，为君主效忠的官吏，他们有完美的节操，有无与伦比的道德，但与国家的作用就不如良臣了。良臣有才干，更多的是为国家，为家族谋划，为了心头的理想，有时候没有注重道德，比如张居正，他不是忠臣，但你不能说他不是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