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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所以要跟光复会合作,主要是李志高缺人才,想吸收光复会的人才,特别是教育工作者进来,另外也是想提前布局,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准备,毕竟光复会的人在搞情报、策反以及暗杀等方面也是一流的,至少在国内是一流的。
李志高说是很多选择,好像并非只有光复会一个对象,但实际上此时他能选择合作的团体并不多,就算没有尹锐志过来,过些日子他也会主动找人联系光复会。
之所以李志高选择光复会,是因为光复会虽然力量并不算目前最强大的反清组织,但操守却一向不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至少这个组织不会跟日本人合作,哪怕组织发展不起来,也不会为了争权夺利而出卖国家跟民族的利益。
这跟同盟会不一样,同盟会实际上是多个组织的联合,但或许里面人杂了,思想就乱了,为了夺取政权,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比如首领孙某某,为了胜利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在党内大搞一言堂,要别人都听他的不说,一旦失败,还不肯认输,为了夺权连国家都可以随便卖,比如他失败后跟日本人搞的那个《中日盟约》,那可是比二十一条好不到哪儿去的东西,可惜就由于为尊者讳,后来两方都极力质疑或者淡化这段历史,可惜真相是抹杀不了的。
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的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了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来换取日本支持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共双方都不停的质疑加否认,但还有许多许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应该说,后世日本的学术界,除了恶心的,别有用心的右翼团体,正常的学者在学术考究方面还是很值得学习跟认可的,因为他们的自由度更高,更严谨。
根据资料显示,当年孙国父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当时孙国父曾经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政府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就是那个时候,黄兴开始跟他闹翻,但顾念私情,没把这事儿公开,而陶成章却不然,他这个民族主义者知道后更加愤怒,到处说孙国父拿日本人钱,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儿给别人听,结果惹恼了孙系,特别是唯孙马首是瞻的陈其美,最终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而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没了核心的灵魂人物,也就再也形不成气候,成员逐渐散去,最终让同盟会一家独大,最终发展出国民党。
也就是说,同盟会里很多人的人品实在够呛,为了权力几乎是毫无底线,连袁世凯还不如,相对而言,光复会却比较纯粹,是典型的民粹跟民族主义者,哪怕组织夺不了权,也不会卖国求荣,这一点,是李志高最佩服的地方。
另外,同盟会那些组织,一般在广州等南方地区实力比较大,但在江浙皖地区,还是光复会的力量最大。比如当初辛亥起义的时候,浙江地区以及南京上海,主要都是光复会成员打下来的,但后来却被同盟会窃取了革命果实,比如上海就被陈其美窃取,南京杭州都被同盟会轻松摘掉桃子。
之所以这么容易被人摘了桃子,也跟光复会人员比较单纯有关,光复会的人,主要都是小资阶层的教育工作者以及知识分子,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都是教育者出身,跟玩假学历的孙文以及蒋介石等人不是一回事儿。
既然是知识分子为主,就决定了光复会成员的心思比较单纯,虽然也玩暗杀,但却比同盟会有底线,也就是因为他们单纯,才那么容易把辛苦打下来的地盘拱手相让,不过分眷恋权力,就为了心目中的民国。
有实力,私心少,热血单纯又不卖国,这样的民粹跟民族主义结合体,才是李志高最希望合作的对象,甚至是,李志高都有信心,只要表现好,吞掉光复会也未尝不可。
此时,正是光复会最低谷的时期,正是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自己现在跟他们合作,可谓是雪中送炭。
自己有钱有兵有地盘,独独缺少人才,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这已经严重制约了自己的发展,因为不管是开工厂办学校还是训练军队,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充当骨干才行,但很显然本地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而光复会没钱没地盘也没有兵,但却有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形成互补,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合才对。
李志高有信心,只要光复会的领导人过来,看到自己的这一切,就一定会心甘情愿跟自己合作,因为正如自己没有更好的合作伙伴一样,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大家一路反复听着这首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就来到了太平府的城门口。
守门的士兵一看这个车队,二话不说立刻派人过来询问,在确认了是李志高本人之后,这才立正敬礼的放行。
尹锐志还看到,不但是士兵在立正敬礼,就连路边的行人也大都自动站在一边,对车队行鞠躬行礼,明显是自发的自然行为,并非是别人强迫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