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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元年到泰昌五年这段时间中，时人笔记颇有特色，在一个王朝即将发生更迭的时代，绝望、悲观的气氛往往弥漫在民间，多有骚乱怪异之事，富贵人等，百姓平民，或悲恸灰心，或纵欲狂欢，整个社会是病态的。
不过，这五年和以往都是大有不同，王通已经向天下人证明了他的才能，他让天下变得越来越好，可以想见，等到那个更迭完成，只会更好。
因为有这个判断和思想，民间甚至是士林官场整体气氛都是轻松愉快，这一点从各种作品中得到了证明.......。”
“泰昌三年四月初五夜半，秦王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出王府两街即败，乱众共八十五人，皆为王府内官仆役......起兵之初，秦王曾出银四千二百两，通西安守备，然不知如何，银到守备处，只余一千二百两.....首告秦王作乱者一为秦王妃，二为秦王世子......”
“河南唐王反乱，唐王素豪奢，不吝钱财，散尽家财聚乱众三千，然财帛诱人，匪类反劫掠唐王财货，唐王无奈，报官求救.....”
“安乐侯为奸邪所蔽，聚禁军妖人为众，意图行不轨之事，武帝闻之，入宫责问安乐侯曰：‘陛下欲谋反乎？’此处情景，断不是‘御’字，所谓‘御谋反’之事，不过以讹传讹，荒唐可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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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成为冀王之后，算是给天下人一个信号，大家虽然没有经历过，可史书上多有明言，照着做总没有什么错误。
泰昌元年，就有言官上奏，请天子顺应天命民声，禅让帝位，此等言论大逆不道，天子震怒，冀王震怒，这位山西道御史被贬斥地方，去往大同府做一个边境知县。
对于想要大言博富贵的人来说，这是给大家一个警告，说的事情或许无错，但现在时机不对，王通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虎威军除了第一团归王通直领驻守京师之外，其余几团也都是派驻各地，其中韩刚率部驻扎在河南、陈大河部去往南直隶驻扎徐州，孙鑫部由宁夏镇撤出，前往湖广，谭剑部则是驻扎在山东。
泰昌三年，虎威军七团变为七军，每军三个禁军编制的团，也就是六百名火铳兵，一千名长矛兵，外加三门火炮以及相应人员的团，还有马军一千人，炮队五百人，火炮十五门，辎重营一千人，以及由从前的驻军改编的营若干，其中有直属步营一千五百人，直属马营五百，这些都是从前的督抚标兵和军将亲卫改编而来，其余没有直属名号的营，则是分驻各处要地，大体是精简改编过的从前兵马。
第一军有所不同，第一军共有六个团以及三个直属营，六个团中有一个团是王通的近卫团，两千人，其余五个团是禁军编制，另有马军三千人，三个直属营，大体是从前禁军和京营的改编，第一军中，有两个团驻扎在天津卫，一个团驻扎在通州。
此外，锦衣卫在必要时候还能够动员三千左右能够作战的力量，天津卫的武装护卫队更不必说，那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万余人动员起来。
水师的规模一直在膨胀，三江船队的规模膨胀的更快，天津卫和松江府不断的造大船下水，泰昌二年的时候，南直隶似有不稳的迹象，这时候，三江船队的主力舰已经比当年的十海大舰大了一倍，这支舰队开进了长江，在进行一次武装航行之后，一切都是偃旗息鼓。
王通依靠虎威七军以及商团武装控制了大明的北方，然后通过强大的水师将大明沿海镇服，剩下的那些，已经对抗不了大势了。
泰昌三年年中，和禁军改编同时，王通开始改革宗室之政，各地亲藩宗室不得出封城的禁令取消，但封地皇庄也一并取消。
给了亲藩宗室两个选择，亲王和郡王这两个级别，可以携带家产来到天津卫和松江府居住，郡王以下，自谋生路。
也就是亲王和郡王有封地皇庄，其余的都是靠吃宗禄为生，而宗禄仅仅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概念，他们现在本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在山西和陕西的宗室早就已经去塞外谋生了，对于郡王之下的宗室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但亲王和郡王这一级，却舍不得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的封地和田产都是当地最好的，这等产业如何能舍得。
悲哀的事情就在于，他们被圈在城里太久，已经没了抗争的勇气，当地的百姓士绅世世代代被这些宗藩祸害，对他们的离开各个拍手称快，没有人愿意帮忙或者是做别的。
几个不甘于如此的王爷想要作乱，想着大明几百年天下，总有人愿意跟随，或许天下景从，结果除了些读书读到脑子坏掉的酸儒，冷冷清清，轻易就被平定，也有一个知道反抗不成，却也不甘心被这么安排的，潞王再得到消息之后，在王府中自尽，在洛阳的福王倒是高高兴兴的去往天津卫，并且还上疏泰昌，想要将自己的母亲王恭妃接出皇宫奉养，这个要求也被答应了。
许宗室出城自谋生路，迁藩王郡王于天津、松江，被认为是一大高明之举，宗室这个无非是给贫苦人一条活路，那些王爷们去了天津卫和松江府，一方面可以就近监视，一方面大大繁荣了经济。
这些王爷手里都有大批的钱财，不想坐吃山空就要做生意办工商走贸易，他们的钱财投下去，哪怕仅仅是在消费，都会让经济大大的受益。
绝大部分的王爷去往这两处之后，一方面是为了朱家的将来惴惴不安，一方面总算从那圈着他们的城市中走出，在天津卫和松江府看到了这天底下最发达最繁荣的景象，都是不亦乐乎，当然，这其中有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那就不可知了。
更加关键的是，各地宗藩的离开，留下了大批上好的良田和产业，这些田地被定为公田，就是说不管谁在上面耕种，田主的身份是谁，有什么待遇，都必须缴纳皇粮国税，不得减免，然后又有发令，说是虎威七军的士卒军属耕种，服役期间可以获得免税，退伍之后可以减税，这个手段，一方面让中央财政变得宽裕，一方面让王通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牢固和广泛。
在万历三十四年开始，就不断的有言官上疏，有大臣提议，说是士绅凭功名免税的法令有害国家，应予革除。
到了泰昌三年，南北直隶两处开始试行士绅一体纳粮的法令，这并不是官员们琢磨着如何利国，而是因为在大明南北直隶这两个最发达的省份，工商阶层对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劳动力越来越不满，他们最起码要从法令上让囤地耕田吃租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
漕粮运输从泰昌元年就开始改变，节约大量成本，运力更大的海运开始取代漕运，在泰昌二年，因为拨付到河工上的款项大幅度的减少，国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裕。
泰昌五年，将辽宁兵马以及建州和海西商团武装一部分整编成为虎威第八军，驻守辽宁、建州、海西和朝鲜，成立水师海东都督府，以及虎威第九军，驻扎在倭国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