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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当中，一定有人当了‘清探’！”看到柳原前光竟然敢质问自己，大久保利通大怒，毫不顾及使馆众人颜面的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大久保阁下！您怎么能这样！”柳原前光愤怒已极，几乎是冲着大久保利通咆哮起来，“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您知道您的话会给在这里忠心耿耿的为帝国工作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大久保利通见到柳原前光冲自己跳着脚大喊大叫，心中恼怒不已，他有心想要狠狠的回敬，但顾及柳原前光“皇亲国戚”的身份，强行的咽下了这一口气。他没有再去和柳原前光争吵，而只是重重的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将手中的山参丢给了伊藤博文，怒瞪了柳原前光一眼，自顾自的转身离去。
看到大久保利通怒气冲冲的走了，伊藤博文叹息了一声，将手中的山参交给了柳原前光，冲他安慰般的点了点头，然后便转身快步去追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伊藤博文快步走了进来，当他重新看到大久保利通时，赫然发现大久保利通脸上的怒气已然消失了。
“甲木，您真的认为，使馆中，会有清探？”伊藤博文问道。
“那你怎么解释那两支人参？林义哲怎么会知道副岛君病重的消息？”大久保利通反问道。
“说不定是他没有看到副岛君，瞎猜的也说不定。”伊藤博文说道，“甲木，你第一次和这个人打交道，可能不知道。这个人观察力极其敏锐，绝非一般人可比。”
“希望是你说的那样，俊辅。”大久保利通看着伊藤博文说道，“但是，我们不可以放松警惕！”
“对。”伊藤博文点头道，“我会叮嘱柳原君。让他……在安排人做那些事的时候，小心些。”
“那些事，不要全都交给他，你要参与，明白吗？”大久保利通说道。
“好的。”对大久保利通的疑神疑鬼，伊藤博文的心中虽然颇不以为然。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明白，现在绝不是他们这些人起内哄的时候！
这时木户孝允也走了进来。伊藤博文于是便开始和他们二人商议起下一步的行动来。而就在日本人进行密谋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也并没有闲着。
一辆马车出了总理衙门，并没有直接前往林义哲居住地也是外官来京下榻之所的贤良寺，而是奔城外而去。
林义哲的目的，一是为了刻意避开同柳原前光等日本“故交”会面。免遗清流言官口实，再也是顺路散散心，看看这个时代的北京城的风景。
林义哲静静的坐在马车内。透过车上的纱窗凝视着渐行渐远的北京城墙，这座在后世遭到无情的拆毁厄运的古城墙现在看起来已然不再具有当年力保它的梁思成先生所称赞的建筑美学，那些即便在此时算起也是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老城砖看起来斑驳陆离，和锯齿一样的堞雉上一起构成了这道逶迤绵延的暗灰色长墙，灰压压阴沉沉，让人望之即产生一种难言的压抑，只是城下护城河里碧波荡漾的流水，还有河岸上那几株青翠欲滴的柳树，让人还稍能感觉到几分活气儿。
“鲲宇在看什么？”坐在车内上首位的郭嵩焘饶有兴味的问道，现在的他已然去了官服，只穿了套细葛长袍，外加一件马褂，头上一顶瓜皮小帽，看上去颇似个轻车出行的三家村学究，只有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夹鼻眼镜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却也恰到好处的遮掩住了他脸上的神情。
“呵呵，我只是远观这北京城的城墙，突然生出了几分感慨。”林义哲闻声随即转向了郭嵩焘，颇有感触的回道答道。
“哦？”现年五十六岁的郭嵩焘眉毛一挑，笑道：“感慨？鲲宇可否说来给听听？”
“郭公可知，”林义哲略思忖了片刻，说道：“我是看这百年古城，还有城前的流水杨柳，不由得想到了我大清的洋务。”
他转过身直面着郭嵩焘，从容说道：“这北京古城，若在百年之前，端的称得上是固若金汤！可在这如今之世，以前日里献给郭公看的图册上法兰西施耐德炮和德意志克虏伯炮之威力，洞穿这古城墙亦不过旦夕间事……而既然此等水陆关隘已不足峙，那我大清自当勤修武备，用西法，练精兵，以为国之干城。可这洋务已经办了多年，其实效只不过如同这城墙外的垂杨柳一般，只是个点缀而已……”
他这番话说得已几近刻薄，对面的郭嵩焘也禁不住耸然动容。
“想不到，这一道城墙，几株杨柳，竟能让鲲宇生出这许多感慨。”郭嵩焘微笑道：“不过，这倒并未在老夫意料之外……”
“郭公果然知我。”林义哲看着已显老态的郭嵩焘，心中禁不住暗暗叹息起来。
郭嵩焘能够猜到他林义哲的心里所想，但却猜不到，他未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因日本入侵台湾之故，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那时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其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却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嵩焘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言官弹劾他的奏章多如雪片，很多人上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只是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保守派大员“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其中最为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中国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退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