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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冷静地说，中美两国在波兰举行的大使级会谈，是由两国外交部门主持的。从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一九七〇年二月，共计会谈一百三十六次，却正如梅斯所说，没有取得任何说得过去的成果，到一九六八年一月，已经事实上停止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中、美、苏三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在这期间，中、美双方都有了互相走近的意图，甚至互相释放了许多和解的信号。从中国这方面来说，开展乒乓外交，毛一主席会见斯诺，主动释放被捕美国人等等，都表明了这个意图。美国方面也同样有所表示，他们先后放宽对华经济封锁，撤走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美**舰，移走在日本的核武器等等。但是，在这个期间，中美之间虽有愿望，却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交谈的平台。
尼克松不想重新启用中美在波兰的大使级会谈。这个会谈由美国政府外交部门主持，十几年来没有产生任何积极作用。他不相信外交部门的那些官僚能处理好中美之间的事。他迫切需要一条更有效也更秘密的管道。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博士在遍寻之下，竟意外发现。中情局在香港，还与**方面保持着一个低级别的联络“管道”。
一九六九年四月，即将退休的梅斯奉绝密使命前往香港，与左少卿见面。
那一天，梅斯与左少卿秘密见面，没有多叙旧，直接说：“我奉美国政府高层的指示，想通过你了解一下，能否在中美之间，一定高层的级别上，建立一个秘密的有效的联系管道。我强调一下，不是中美在波兰的那种大使级会谈。”
左少卿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当天夜里，就通过龙锦云将这个情况报回国内。
事后据杜自远查证，这个报告由中调部转到外交部，但是，也从此石沉大海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梅斯几次与左少卿见面，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他们都明白，他们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一九六九年九月，尼克松久久等不到梅斯给他带来的好消息，不得不责成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乐，设法恢复中美在波兰的大使级会谈。但是，尼克松很快就发现，这个大使级会谈毫无意义。他仍然需要一条更有效的管道。
在中国国内，毛一主席和周总理也在为当前的国际形势而焦虑。
毛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知中国外交部的软弱与无能，不可依靠。从一九六九年二月起，他们抛开外交部，指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另组班子，深入研究国际问题，酝酿利用美苏矛盾，改变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转变。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位元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中提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求他们最大的战略利益。”陈毅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但是，仍然是那个问题，中美之间没有一个可靠的有效的联系“管道”。而双方都不想利用早已名存实亡的中美在波兰的大使级会谈。
这期间，中苏之间已经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苏联内部的强硬派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西方媒体为此推波助澜。《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章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极为“坦率”的会谈。这个“坦率”，意味着双方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
周总理坚定地对柯西金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九月十六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明为苏联记者、实为克格勃特务的维克多&#8226；；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九月二十三日，中国成功爆炸了一颗当量为二万吨的地下原子武器。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又用轰炸机空投了一颗当量为三百万吨的氢武器，同样爆炸成功。这是中国对苏联最严厉的警告！
但是，这一连串发生的濒于战争的外交事件，把外交部那些软蛋们吓尿了。
他们终于万分恐惧地明白，现在必须借用美国人的力量了。他们想起来，当年的四月，由中调部转来的有关美国方面建议设立新的联系管道的情况报告。他们不得不将这个报告找出来，交给周恩来总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远在香港的左少卿终于收到国内来的指示，命令她与梅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