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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恰罗夫提到的这件事极其敏感。 中调部二局目前正对多恰罗夫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甚至还没有进入向上级请示的阶段。但仅仅一个月后，中调部布设在南越金兰湾的一条联络线就失去了联系，这不能不让杜自远感到紧张。他现在能做的，也不过是进行调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秘密联络线中断。
这个时候，杜自远在北京饭店门前停好车。他见自己那辆落满灰尘的旧吉普车，在一长排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轿车中间，显得那么寒酸落魄，忍不住苦笑一下。他转身走上饭店门前的高台阶。
这座建于907年的北京饭店，是市内最好的饭店之一。现在已经收归政府所有。从外地进京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但饭店里面的装饰，仍然保持着欧洲奢华的巴罗克风格。杜自远再次感觉到自己这一身蓝色的旧卡叽布制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走到6号房间门前，轻轻敲了敲门。
将近十年未见，杨克勤仍像他在华北局情报部时一样，瘦削、冷峻、严肃。
他在杜自远面前放下一杯茶，直截了当地说：“好吧，自远同志，你把当年那份报告中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
杜自远心里把整个情况缕了一遍，然后开始说：“杨书记，情况是这样。在南京时，武凤英……杨书记，武凤英这个人你还有印象吧？”
杨克勤严厉地盯着他，“我派出去的人，我当然会有印象。如果什么事我没有印象，我会向你提问。”
杜自远明白，这是一句批评，嫌他啰嗦。他尽可能简要地说：“武凤英，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保密局情报处，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向陕北地区派出一批特务。他们的代号都以‘水’字打头，例如水曲柳、水鸟、水草等等。这批特务的绝大部分都被我们逮捕并枪毙。但有一个人漏，他的代号叫‘水葫芦’。”
杨克勤点点头，“你接着说。”
杜自远继续说：“从种种迹象来，这个‘水葫芦’已经潜入华北局情报部内部，并且很有可能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
杨克勤冷冷地盯着他，“有什么证据？”
杜自远明白，杨书记不可能不生气。他那时是华北局情报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并且分管重大情报工作。保密局特务潜入情报部，应该是他的严重失职。
杜自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他说：“首先，闽浙赣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李云林去南京治伤的事，就是由‘水葫芦’泄露给保密局的。其次，武凤英曾通过我转交给你一份侯连海与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但是，关于这份谈话录音的事，被‘水葫芦’泄露给美国中情局特工梅斯。梅斯从‘水葫芦’那里知道，这个录音已经到了华北局情报部，并且只有少数情报部高层听过这个录音。武凤英当时问梅斯，这个录音是否是从‘水葫芦’那里获知。梅斯没有否认。因此可以确定，潜伏于华北局情报部内的‘水葫芦’，不仅是保密局的特务，而且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些，就是我确认的证据。”杜自远说完，默默地着杨克勤。
杨克勤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问：“你派人给我送过报告之后，还得到过什么其它消息？”
杜自远摇摇头，“没有。武凤英告诉我，保密局把这个‘水葫芦’藏得很深。武凤英曾经从保密局情报处的档案室里窃取了二十四份秘密档案。我仔细过，没有发现其中有‘水葫芦’的线索。我曾经将其中其他方面的线索报告华北局情报部，情报部立刻回电要我提供线索的出处。我担心这个情况会被‘水葫芦’察觉，就没有提供。我后来返回情报部时，将这二十四份档案带回情报部。”
“这些档案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克勤认真的问。
这下子，杜自远也迟疑起来。他说：“杨书记，这几年情报系统变动极大，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档案在什么地方。”
杨克勤注视着杜自远，轻声说：“你说的这个‘水葫芦’，一九四六年才打入我们内部，应该不会担任较高的职务，是不是这样？”
杜自远点点头，“我也这样想。他的级别职务可能不高，但他可能处于比较关键的岗位上，否则他不见那份录音。”
杨克勤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回头望着窗外。
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很安静。杜自远着他，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实在说，天下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如果因为失察、失职而面对责任的时候，谁都会先掂量一下这个责任有多重。有的人躲避，有的人推卸，有的人转嫁。也有人会承担责任，但这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杨克勤回头着杜自远，然后轻声说：“我这次去浙江工作，是在南京下的船。原来准备去拜访一下江苏的几位领导同志。但刚一下船，就遇见了你派的那位交通员。他认出了我。这是个老同志，办事极其严谨。他在陕北和北平转了几个月，没有找到我，就把你给我的报告埋在地下。他在南京一直做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生活很艰苦。但他一直在找你，也在找我。我很感动。自远同志，说起来，这是我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