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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妍说完后，才走出了教室。
陈锋这时候，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全班宣布道：“大家都准备一下，半个小时后，马上开始总复习。”
班里的同学听见了，都纷纷答应。
半个小时后，陈锋根据自己脑中记忆的高中课程内容，先从高一开始讲起，只要涉及到的这次高考考题的知识点，都让大家重点摘记，当然为了不然自己显得太过神算，陈锋还把这次高考中没有涉及到的几个知识点也让班里的同学进行了重点摘记。
一个下午的时间，陈锋就将高一上册三大科语文、英语、数学三大科的知识点都给讲解完毕了，按照这个速度，最多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将高中三年级各科的知识点都讲解完毕。
当然这些都是幌子，最重要的还是高考前几天，陈锋为班里同学准备的几份模拟试卷，只要将今年高考涉及的到的类似的或完全一样的考题夹在这几份模拟卷中发下来给同学做，陈锋就不信这样还不能让他们上重点线。中考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一招。
接下来的日子，陈锋就每天按时上学校，不过，因为陈锋的返校，学校里的追星氛围当然是相当的浓厚，要不是校长三令五申不准有人去妨碍陈锋，让他安心准备高考，每天陈锋过来上课都会成为难题，因为前两天每天一大早校门口就早早的等着好几百人，都是等陈锋到来，想近距离的跟他接触的，而这时一般老师都没来校，自然让这些热情的校友歌迷们得逞，以至于陈锋不得不出动保镖护卫开道，将他和红叶送入高三三班的教室。并且派保镖把守教室大门。
好在后来校方领导进行了干预，陈锋也不好意思让体型彪悍的保镖站大门，也就让他们重新回到车里去了，不过校方却是想的很周到。派来了学校的两名保安来代替这些保镖的职责，如此，那些追星的学生因为有这两个保安在的缘故，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不能聚集在高三三班教室的走廊里通过窗户看教室里面的陈锋了。
陈锋终于在学校里得到了安宁，此后，陈锋担任全班同学的全职复习老师，而班里的同学也都非常的配合，经历过中考的那次神奇之后，再加上陈锋这么多年来在他们心目中累积的威望，大家自然对他是百分百的信任的。
如此。时间就到了七月份。七月一日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也是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不过，在这一天，香港却是爆发了号称全港五十万人的大游行。这场大游行经过数月的酝酿，由40多个组织组成的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至当晚9时结束，历经六个小时。香港680万市民中有大约50万上街游行。“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香港政坛地震连连，与大陆互动频频，这不仅对董建华的威信带来直接冲击，而且给特区政府的运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更使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实施“一国两制”面临莫大考验。因此，这一事件引来两岸三地和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么多人上街游行，给特区政府和支持政府的政治团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香港“民主派”步步紧逼，关注焦点从23条立法转向特首下台和直选、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
在此次大游行之前，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有心的人数最多在五六万，但是到了这一日，结果却是让人大吃一惊的，人数居然高达十倍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众上街游行呢？
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教领袖呼吁信徒上街外，政党和压力团体亦大力动员，甚至安排旅游巴士接载去维园，另一目的自然是为9月选举“箍票”，评估“实力”，此外对政府政策不满的，例如中产业主会、工人团体及反对维港填海组织等亦号召支持者上街，汇合成大人流。
七一回归本应是高兴的纪念日子，正如一家人有喜事，却有人结众在户外大奏“哀乐”，无论怎样是“摆景”多于一切。在部分外国传媒眼中，自然渲染是“香港交回中国后市民不满统治”之类，大力唱衰，这亦是部分搞示威的人“要给世界一个强烈讯息”。中央早前放出和泛民主派沟通善意，但政客仍然用“又倾又砌”这招。虽然有人想将示威游行低调称为“诉苦游行”，但这不过是狡辩。不过，有这么多人上街，虽然各有怀抱，但起码是冲着行政长官童建华施政而来。童建华在出席庆祝回归升旗礼上，已公开“认错”，承认施政有缺失，但游行者似乎不“领情”。而七一游行经过两年的鼓动，相信日后年年亦会有人上街，藉此宣泄不满。
这么多市民冒着高温上街，虽然是有人策动，但亦反映他们心中有怨气才会响应。例如超额教师找不到教席，必然带同妻儿上街表达不满，这些饭碗、经济问题，自然又算到董建华头上，于是有人“附和”普选等诉求。在经济转型、社会人口结构改变下，对中产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过往中产希望社会稳定改善环境，但现时种种改变，令得他们对前途失望，转而支持“激烈”的街头抗争。
近日经济虽然有多少改善，但人口老化、出生率低带来种种坏影响亦不断浮现，所以没有了《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这些去年大游行的“药引”，今年仍有不少人挥汗示威游行。
中央用种种方法支持本港经济复苏，但除了自由行外，其他的均需要时间才有进展，但市民（例如超额教师、负资产业主）不可能去等，当有人号召，自然“风起云涌”。
此次香港50万人游行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显示出特区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有所加深。根据香港大学最新民意调查，市民对港府14名政策局高官的评分全面下跌：其中叶刘淑仪一个月内急跌18.4分，只得34.6分，排名倒数第一。童建华得35分，梁锦松得35.8分，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三名。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指出，港府高官的整体民望在“7.1游行”后急跌了一级半，其中叶刘淑仪和董建华的评分暴跌，证明他们是民愤的焦点，拖累整个领导班子。若以45分为危机线，14名高官当中有12人的民望低于50分，6个陷入信任危机，显示出港府领导层的危机形势极其严峻。
第二个影响是香港部分公民的确充分、有序地展示了民意。7月2日，在香港出席国际旅游合作大会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认为，游行显示了香港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地方”。美国商业协会主席詹康信在同一场合也指出，1日集会和平进行，显示香港是一个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也让政府有机会听到市民声音，改善施政。国际媒体和西方国家纷纷表态，既对游行关注，也对和平的方式表示欢迎。…,
第三个影响是引发港人和有关方面开始深刻反思香港的自由与责任、法律与lun理等问题。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国家意志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授之于民，前者应从属于后者。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式（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影响国家政策，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及其官员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价值追求作为国家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国家不能以lun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而应该用理性、法律来建设和引导lun理。“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但是，香港的自由与责任并非矛盾对立。在任何一个国家，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更不存在绝对的、无序的自由。自由受法律制约，法律为自由服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自行立法保障国家安全是宪制责任。如果不履行基本法23条的法律义务，就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怎能要求和保证兑现同一法律其他条款承诺的权利？
显而易见，游行表达的社情民意，对特首和特区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香港“民主派”力量步步紧逼，特区政府则逐步有所退让。据香港《大公报》、《商报》等报道，7月2日，22名来自民主党﹑民协﹑职工盟﹑前线、法律界等不同界别的立法会议员联名致信董建华，要求搁置23条立法，对话平息民愤，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还政于民。发起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声称，发动市民9日在政府恢复二读国安条例时包围立法会。之后的两次万人级的集会，主要政治诉求不再只是反基本法23条相关立法，而是如“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朱耀明所说，要求港府立即公布政治改革时间表，要求在2007年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在2008年全面普选立法会议员。
很显然，童建华在此时遇到了他执政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陈锋知道按照原来的历史，他要在2005年的三月才会以健康理由辞职。
所以，这时候，陈锋主动给他打去了慰问电话。毕竟两人经过几次接触已经算是朋友了，现在他遇到这样的大事，陈锋站在朋友的立场当然要关心一二，不能不闻不问。
陈锋打来的慰问电话，让童建华心里感到了一阵安慰。若是有可能的话，他还真的希望陈锋能够站出来为他说几句话，但很显然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这场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已经发生，已经对他的个人声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这一点是不呢一下子就能挽回的。
挂完童建华的电话后，陈锋很意外的接到了班主任苏妍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听苏妍说道：“陈锋，能来一下我这里吗？地址你应该还记得吧，就在学校对面的物华小区。”
陈锋听到她的邀请，当下就有些呆住了，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这时候邀请他去她家租住的地方做客？陈锋疑惑的同时，不由想起一年前跟她在办公室独处，而她向自己告白的情形。
想到这件事，陈锋马上找借口拒绝道：“对不起，苏老师，我刚刚好睡下了。还是下次吧，距离高考就几天时间了，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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