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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慕陶到了西安，很快就和应德田、刘多荃联系上了，他们俩并不知道张慕陶的真实身份，而这家伙对两个人都隐瞒了与他们的关系。
有了引见之人，张慕陶很快就以圆滑的手腕，出手大方的个性，偶尔露出的真知灼见，赢得了少壮派军官和元老派军官们的好感，脚不沾地的周旋于两个圈子之中，竟然是混的风生水起，左右逢源。
而此时的执行力，正忙着和宋美龄已经宋子文谈判，全部精力都放在此事上，无暇他顾，对于东北军内部出现的明显分化，以及暗流涌动般的对立，竟毫无觉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西的局势，随着三十万中央军的撤离，重新恢复平静，张慕陶自觉无可作为，有了离开西安的打算，就在此时，小林多喜二给他发来密电，长期潜伏在西安，争取打入东北军内部，并给他派来五个精干的助手。
张学良执意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结果被扣留，此事在东北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都有天塌下来的意思，人心惶惶，各揣心腹事。
对待如何营救张少帅的方式上，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久、高福源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和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为首的元老派之间的暗地对立，上升到明面的争执。
张慕陶抓住时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对少壮派军官，张慕陶说，那些老朽，根本没有营救少帅的意思，都怕得罪了蒋某人，丢了前程，或是拥兵自重，另有打算。
对元老派军官，张慕陶说，一群黄口小儿，懂得什么政治，就知道打打杀杀，不理解元老们的苦衷，怕是有抢夺兵权的意思，大家早做防范，莫不然先下手为强王以哲他们，也担心这一点。
二月二日晚，应德田他们最后一次见王以哲等人，也是有摊牌的意思，张慕陶派人送过来一封信，说是总指挥部里有伏兵，恐怕要武力解决他们，望多加防范，必要时，干脆夺了兵权，杀奔南京，总好过在这些老朽手下受窝囊气强。
一石激起千层浪，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对元老派们把持兵权，不肯营救少帅心怀不满，这一下，更是怒火中烧，杀机顿起，身藏武器，来到总指挥部。
如果老朽们还不答应出兵营救少帅，就干脆以极端的手段来解决，到了总指挥部门外，因为张慕陶的密信，心里有了成见，把站岗的卫兵，当做是安排的伏兵。
双方没有谈上几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以哲叫卫兵，把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军官们轰出去，结果少壮派军官们，以为他们要动手，纷纷拔枪射击，遂酿成惨案。
随后，张慕陶又唆使刘多荃，以为王以哲等人报仇的名义，诱杀了高福源等几名少壮派军官，蓄意把事态扩大，最终酿成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又把十七路军牵扯进来的陕西兵变。
唐秋离看完供词，怒不可遏，没有这个败类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陕西兵变不能到现在这种严重的程度，兄弟萧墙，互相残杀，东北军元气大伤，军官离心，士兵茫然，已经有几支部队指挥官，公然宣布脱离东北军系统，把部队拉走了，另立门户。
如果不是自己命令定边机动兵团迅速进入西安，控制局势，兵变会愈演愈烈，还没有和日本人交手，东北军就会被内部整垮、整散，士兵溃散各地，投了日本人都是有可能的。
揪出了张慕陶这支幕后黑手，就斩断了日本人参与陕西兵变的可能，这边，周公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先期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良好的关系，伟人的人格魅力、真诚的态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过周公艰苦的努力，多方做工作，东北军内部达成和解，双方承诺，再不使用武力，同时，十七路军也表明了态度，愿意听从**的斡旋。
由此，遍布西安市内大小街道的铁丝网，沙袋工事，均已拆除，双方对峙的部队，各自回到驻地，西安市内恢复了正常秩序，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荡然无存，此事，周公居功至伟，功不可没，没有他的艰苦努力，兵变最终走向何方，还是未知数。
唐秋离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方军分会委员长，黄河流域战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各部发出训令，整顿军纪，编造各部军官、士兵花名册，以及武器装备登记表等，报送北方军分会备案。
陕西兵变六天之后，二月八日上午，在原东北军总指挥部大楼大礼堂，召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校级军官一声会议，在会上，唐总指挥有重要情况通报，各级军官不得缺席，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
参加会议的各级军官，有一千八百人之多，把宽敞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登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装款式和颜色都不一样，坐在一起，显得斑驳杂陈，很不协调，这到为唐秋离辨别那些军官是属于东北军或是十七路军，带领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