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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从实力和威望上，张献忠要差上李自成一筹，但只看野心，张献忠绝不会比李自成少上分毫。因此，当李自成称帝建国的消息传过来以后，张献忠立刻是不甘人后，准备也同样的称帝建国。
再怎么说，张献忠也要先过上一把皇帝瘾！
在襄阳，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主要的措施有：改襄阳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襄阳府为天授府等。张献忠住进襄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襄阳各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在政权机构方面，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
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官制上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名称。
接着就是开科举，重学校，是大西政权中值得一书的事情。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大西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而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张献忠也非常重视学校，除了任命学道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外，自己还亲临视察。
此外，大西政权还曾发银赈济饥民。而兵饷来源，基本上是依靠没收明宗室和官僚地主的财产筹集的。
从本质和框架来看，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差不多，都想要改朝换代，也都是建立封建王朝。但是李自成因为人口众多。光靠没收官绅财产已经维持不了自己浩大的粮饷供应了，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地恢复地方生产，有了一个国家政权的雏形。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却因为四周都有官军围剿。部队数量也少，可以靠没收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因此，大顺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了国家，而大西却还没有脱离流寇的范畴。
而在建立了大西政权以后，张献忠就想要顺江而下，攻克湖广重镇——武昌。
从襄阳逃至武昌的左良玉，根本无心在武昌防御，他依然大造舰船。抢掠百姓，要把这些家财运送至“安全”的地方。而见到了左良玉是如此模样，武昌城内的文武官员也都对保住武昌没有了任何信心。连督师侯恂也都是每日吟诗作画，根本无心于武昌城的守御。
不过在武昌城内。还是有官员想要挣扎一把的。见到了武昌城内一片混乱，缺兵缺饷，朝不保夕。他们一边向汝宁军求援；一边想要整备兵事，守住这岌岌可危的武昌城。
而想要整备兵事，首先就要有粮饷。于是就有人想到了分封在这里的楚王。而分封在武昌城的楚王，他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拿出钱来养兵设防。
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人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
面对楚王如此无赖作风，贺逢圣是彻底绝了指望，他大哭着出府，心死如灰。直到张献忠大军逼近了武昌，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令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实际上这批“新兵”，全是败在农民军手下的惊弓之鸟，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到了这时候可能楚王朱华奎还在玩小心眼呢，难道他想靠这支新募之军，为大明王朝来个绝地翻盘，自己再登上那九五至尊的宝座？如果这么说，那他宝藏的朱元璋所送的椅子，倒也派得上用处了。
崇祯十五年腊月二十日，武昌城内总督行营。
“侯公！舍弟兵戎在身，不能到武昌拜年。晚生来此前，舍弟曾特意叮嘱，要向侯公告罪！望侯公海涵！”吴世礼向上座的侯恂恭敬地行礼道。
“客气了。”侯询客套了一句，接着说道，“不过老夫也老了，精力不济，很多时候说话都没人听了。”
这话一说，就让吴世礼有些尴尬。不过这也怪不得侯恂有些怨气。他这个总督，虽然被人高高捧起，但吴世恭和左良玉都不放权分毫，只在表面上都很“尊重”他。而朝廷也不敢针对手握重兵的吴世恭和左良玉，有什么事也都要侯恂来负起责任。侯恂甚至有些怀疑：要不是朝廷高估了自己对吴世恭和左良玉的影响力，可能自己早就被一道圣旨锁回京城，到诏狱内再次“修身养性”去了。
这样的两头受气，让侯恂早就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要不是他的涵养功夫还算到位，今天就不是阴阳怪气几句，而是要把吴世礼乱棍打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