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5章 出淤泥而不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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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水师演习之后,李国楼跟随李鸿章,在直隶地区展开巡察,在每个省城开千人大会,把大清改制的春风带到各地。一般由李鸿章做主报告,李国楼做副报告,当地官员做结束语,一堂大会要开半天时间。晚上的接风宴,李国楼只带一个夫人出席,即保持威仪,又让心怀叵测的歌姬,知难而退。

一个多月的会海议政,让李国楼苦不堪言,奔波劳碌不说,这自家的生意顾不过來。做官就是会议多,李鸿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书,还要征询李国楼的意见,简直把他当做书办用。

李国楼发几句牢骚,想早点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被李鸿章狠狠的批评一通,告诫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畅,就要和下面处理好关系,面对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纸敕令,与人沟通,妥善解决各种问題,才是为官之道。李鸿章又说了一大堆关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长篇大论,让李国楼站了老半天。

李国楼诚恳的做了千字书面检查,这才得到李鸿章的谅解。趁着会海的间隙,李国楼还察看了地方民情,体恤下面官员办事的难处,带着四位夫人做送温暖活动。

沿途官道两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热闹的城镇讨饭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寒风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见马队已经,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讨要钱财。

李国楼一路看着这一幕,心情变得沉重。他对农村建设沒做出多大贡献,只搞了变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动摇农村乡绅阶层的根本,农村还是贫穷落后,穷人还是穷人。他的大清工业改制道路,沒有让广大农民得益,还让城市和农村的面貌更加二级分化,这是不好的先兆,会让更多人产生仇富心态。

怎么样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国楼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在随后的巡察中,李国楼的身影出现在农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讨这个民生的问題。

大清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大清入关以后,曾将明朝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初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來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朝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官场历來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多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來双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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