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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在等待进攻西夏的时机，为了充分利用将来的进攻时机，必须富国强兵，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王安石离京之前，为了新法能够继续贯彻，特地推荐了韩绛接任首相、安排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韩绛是王安石的政治同盟，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骨干，有这两人在中书，可以确保新法继续贯彻执行。
可就在王安石离任后不久，韩绛发现吕惠卿这位副宰相不对劲儿，除了处处与自己对着干之外，他似乎开始对王安石落井下石了。
导火索还是之前上梳《流民图》的郑侠，这哥们儿搞了一次骚操作自以为扳倒了王安石，开始膨胀起来。眼见着韩绛吕惠卿执政新法对新法萧规曹随，郑侠那颗不安的心再次跳动起来，上梳一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里面画的一边是魏征、姚崇、宋景，一边是李林甫、卢祀，然后在奏疏里讽刺吕惠卿就是李林甫。
魏征姚崇宋景大家都熟的，唐朝着名贤臣，李林甫大家也知道，口蜜腹剑大奸臣。卢祀我也单独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个奸臣，之前我们不是讲过颜真卿牺牲殉国么，当时给皇帝唐德宗进献谗言让颜真卿身陷敌营的就是卢祀。
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王安石可以尽量团结大多数减少对立面，吕惠卿不行，一定要有仇必报。郑侠的奏疏一上来，他就授意谏官弹劾，直接把人贬出开封。但贬谪完郑侠之后吕惠卿并没有收手，而是把王安国也打成郑侠同党，一并贬出了开封。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熙宁变法期间一直反对新法，尤其对吕惠卿反感，曾经多次劝说王安石远离吕惠卿，吕惠卿一直怀恨在心，王安石一走，吕惠卿借刀杀人，报了当年的不待见之仇。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吕惠卿这位副宰相却表现得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王安国就算对你吕惠卿再有意见，变法过程中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干涉，况且现在哥哥王安石都已经罢相了，这个时刻有必要对王安国下手吗？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连续打击郑侠和王安国后，吕惠卿揭开了他真正的要打击的对象-王安石。
熙宁八年正月，余姚县主簿李逢遭人弹劾诽谤朝廷，原本按律只需要贬谪就行了，可御史在调查案件时发现李逢与道士李士宁过从甚密，顺藤摸瓜审理李士宁，李士宁交代自己与赵世居来往密切，这下案情严重了。
赵世居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由于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一系列可疑的表现，后世对太宗系的皇位来路一直有非议，认为太宗系抢了太祖系的皇位。
赵世居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于李士宁交往中，多次提到天下应该有太祖系子孙继承，李士宁非常认同赵世居的想法，两人意气相投，李士宁还把自己贴身的一把宝刀送给赵世居，鼓励赵世居继承大业。
查案的御史做梦都没想到居然能查出来这种案情，已经完全超出自己的处理权限，马上汇报给神宗。神宗大怒，将涉案的主簿李逢、赵世居等人全部处死，赵世居子孙免除一死，但开除出宗室监禁终生，妻女全部发配为尼。
涉案人员处理了，但是其中的道士李士宁还有一层关系十分棘手：他是王安石的好朋友。
李士宁与王安石很早就认识了，两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还专门写过诗表达了两人深厚友谊。王安石在开封当宰相时李士宁曾经在王安石家住过一阵子，很多官员为了靠近王安石都来巴结李士宁，李士宁也曾一度成为开封的红人。
因为与王安石的这一层关系，让吕惠卿意识到，彻底扳倒王安石的机会来了。
李士宁败露后，吕惠卿授意办案人员询问他与王安石在谋反案件中的来往，李士宁坚决否认王安石参与其中。后来经过神宗亲自干预过问，李士宁最终被定罪，判流放编管。
从整个谋反案来看，李士宁可以算是谋反中的主要犯罪人员，这种主犯能够免死，只因一个原因：托了王安石的福。治了李士宁的罪，那是不是就要治王安石结交李士宁的罪？
以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哪怕放李士宁一条生路，也不能把王安石牵涉进来。
谋反案的处理结果已经说明了神宗的态度，但吕惠卿还不停提醒神宗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密切，不可不察。
韩绛坐不住了，以执政能力论自己与王安石相去甚远，就是跟吕惠卿相比也比不过，能坐到首相位置上主要是因为学识高、人品正、资历老、性格稳重等这些传统士大夫的优点，加上支持新法，属于高级文官中少有的新党，自然而然也成为神宗的重要倚重对象。
新法执行才几年，根基还不稳，王安石才刚刚罢相，吕惠卿就开始给王安石罗织罪名。结合吕惠卿在变法中的突出表现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到底是拥护变法还是借助变法谋求权力？
王安石虽然不在朝中，但威望依然很高，朝中大臣很多受到过王安石的提点，甚至不少大臣就是因为王安石的个人魅力才支持的新法，吕惠卿想要攫取最高权力，韩绛根本构不成威胁，可王安石一定要除去。
韩绛忧心忡忡的告诉了神宗自己的担心，提醒神宗新法的实行一定不能离开王安石，现在王安石远离京城所有的攻击都在指向他，表面上是攻击王安石，实际上是在攻击新法。
想要保住革命果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诏王安石回京。
韩绛一语点醒神宗，于是神宗派使者远赴江宁诏令王安石回京复职。
曾经淡泊名利，当年屡辞朝廷任命的王安石接到诏令没有丝毫迟疑，星夜奔赴开封，他的肩上担负着大宋王朝的国计和千万百姓的民生。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官复原职任首相，韩绛退居次相，吕惠卿得知王安石回朝后大失所望，原本升任同平章事的美梦落空，曾经的王安石是自己的贵人兼恩师，提携自己进入中书，而现在的王安石却是他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副宰相吕惠卿暗下决心，一定要斗倒王安石，当上首相。
吕惠卿还没开始动手，王安石和韩绛两位宰相先杠起来了。
起因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里一个负责执行市易法的部门，叫提举市易司，这个部门原来的长官叫做刘佐，能力很强，任职期间部门业绩非常好。后来因为用人失察被弹劾贬官，提举市易司换了好几任长官，业绩全部一塌糊涂，根本无法让部门有效运转。
王安石就提议，还把刘佐召回来担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好处。韩绛不同意，说刘佐是因为失职被贬，按律贬谪期内不能官复原职，坚决反对重新任用刘佐。
韩绛反对的很坚决，王安石就给他解释说，刘佐当年遭贬也并不是特别恶劣的罪名，仅仅是用人失察，他本人的品行还是没问题的，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浪费人才。
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不过考虑到韩绛的建议，提了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先让刘佐回来代理提举市易司的领导工作，等贬谪期结束了再给他官复原职。
神宗的提议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解决问题的水平，在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下灵活选用人才为国家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优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韩绛依然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起用刘佐，并当场提出了辞职。
一出简单的人事问题引起两位宰相政见对立，神宗最后也不置可否，刘佐的任命暂时搁置。
刘佐的任命搁置后，韩绛再次提出辞职，神宗不再挽留，韩绛罢相离京。
按说王安石此次官复原职，有韩绛的一份功劳，可朝政毕竟不是儿戏，重大的执政分歧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治盟友也只能黯然下课。
政治盟友韩绛如此，心腹下属吕惠卿也是如此。
吕惠卿自王安石还朝以来，仿佛手脚上了束缚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推行新法的那股精气神儿。而就在这个时候弟弟吕升卿因为诋毁王安石被朝廷贬官逐出京城，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吕惠卿便找到神宗，主动提出辞职。
神宗爱才心切，安慰吕惠卿，王安石用人一向唯才是用，不会因为弟弟吕升卿的事情连累到你，不必多虑。
吕惠卿解释说自己辞官也并非全因为弟弟获罪牵连，而是王安石回朝之后以自己的那一套着作理论作为真理，越来越专权，朝堂上已经没人敢提反对意见，自己也是多次劝他不要这么专横但没有效果，既然如此不如辞官。
神宗突然来了兴趣，据他了解，王安石的经义着作本身就是当年经过翰林学士和国子监讨论分析过的，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否则也不会受到包括司马光等大佬们的肯定。
吕惠卿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论学问水平比司马光比苏轼等人差远了，司马光苏轼都是有名的旧党，在反对新法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反对过王安石的文学理论着作，足见着作本身的价值。
那么吕惠卿到底为什么突然拿着作理论做文章说王安石专权呢？神宗追问之下，吕惠卿依然坚持是因为理论主张不同造成的分歧。既然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鸡毛蒜皮的小事神宗也懒得管，敷衍吕惠卿一番了事。
事实证明，吕惠卿自请罢相也许才是最优解，因为紧接着谏官就开始不停弹劾吕惠卿的违法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