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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并没有判断错误,法国确实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克列孟梭就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战后局面,他对自己的亲信莫戴克将军说过:“的确,我们艰难地赢得了战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赢得和平,这或许更难。”
克列孟梭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强硬姿态,更多的是为了表演给法国人看的,骄傲的法国人是不允许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来领导法国的,哪怕他们知道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但这个责任也是属于领导法国的人,而不是属于他们。
熟悉法国人性格缺陷的克列孟梭,在公众面前用强硬伪装了自己,但是在英国和美国领导人面前,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曾经对自己的身边人说过:“没有美国和英国,法国今后或将不再存在。”
克列孟梭并不是在恐吓自己的助手,而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虽然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但是德国国内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在1919年,就连在法国卖的刻着“福煦”和“胜利”字样的纪念小刀,都是德国工厂生产的,这就是1919年法国所面临的窘境。
因此,虽然克列孟梭在和会上为了法国的利益不惧于和英国、美国、意大利争吵,但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却不得不对英国人步步退让,比如同意英国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以色列国,法国人一直都认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是法国继承自十字军时代的遗产。
战前的英法协议实际上已经把这片地区划给了法国人,而战争中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也约定了巴勒斯坦为英法在中东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区。但是贝尔福宣言破坏了双方的默契,英国人用扶植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的方式绕过了英法之间的约定。
英国人的出尔反尔,激起了法国人的愤怒,但是克列孟梭也仅仅只能向英国人表示愤怒,最终还是要向着劳合乔治哀求道:“我希望你意识到,我在和会上的政策,就是同大英帝国及美国保持密切一致。”
克列孟梭对于英国人的哀告并不是谎言,在整个和会期间,他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以确保英法美三国的关系不至于彻底破裂。
在劳合乔治首相和威尔逊总统面前,克列孟梭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在他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样的健康,并负担起高强度的和会会议进程,可以说克列孟梭是拼上老命了。
为此他的睡眠完全被打乱了,和会期间他都是凌晨3点就起床,然后看东西看到早上7点,再自己做一顿早餐,就是简单的稀粥。这之后他会再度投入工作,直到按摩师兼教练来他家,陪他锻炼身体(经常是他喜欢的击剑)。他的上午时间都是在会议中度过的,但午饭总是回家吃,几枚煮鸡蛋和一杯白水,永不换样。下午继续投入工作,晚餐是同样简单的牛奶面包,晚上9点上床睡觉。
因为压力过大,他手上的湿疹非常严重,以至于要戴上手套遮掩。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抽出一点时间去劳合·乔治在尼托街的驻地喝茶,那里的厨子会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猫舌饼。
克列孟梭差一点就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那些红色的俄国人的话。已经山穷水尽的德国人,原本不应该这么强硬的退出和会的,即便他们退出了和会,也无可能再发动德国人抵抗协约国的军队。就像回了家的美国人不可能再上战场一样,退役了的德国军人也不可能再返回军队为皇帝效力,因此取得胜利的英法军队,自己就能突破德军的防线,打到柏林城下去。
但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给德国的无产阶级开了个坏头,他们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皇帝和资本家,把自己打扮成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这就是使得,英法军队向柏林的进军,从战胜国的权力变为了新的侵略战争,德国民众从法理上获得了反击侵略的正当借口。
而协约国这边却根本找不到理由,让协约国的无产阶级去和德国的无产阶级作战。更何况,德国之前的投降并不是德国没有抵抗能力了,而是德国人民不愿意再为皇帝和资本家作战了,协约国如果把作战的目标从德国皇帝转向德国人民,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看一看俄国人就知道了,在各地的白卫军叛乱和外国干涉军的入侵下,俄国人民就没有放下武器投降,而是选择了拿起武器抗战到底。要是德国人也这么干,法国考虑的就不是进军柏林,而是要如何隔绝红色瘟疫向巴黎进军了。
在德国宣布派出代表参加莫斯科和会后,克列孟梭既感到沮丧,又感到绝望。他完全想不出如何让德国人坐回谈判桌前,接受协约国所拟定的和平条款。而这份和平条款,在他看来只不过达到了法国最低的要求,若是按照他的本心,真正的和平应当是肢解德国,并解除德国的工业能力,从而让德国在人口和工业规模上都弱于法国,这才是法国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
但是德共的组阁和英美的互相提防,使得彻底消灭德国发动战争能力的时机消失了,于是法国只能选择了让自己尽快恢复战争损失,和尽量阻碍德国战后恢复的道路。但是现在看来,狡猾的德国人根本就没打算和法国和平共处,他们只是想要借助和平的名义恢复自己的实力。
克列孟梭能够想象的到,一个人口超过法国人口一倍的德国,在恢复了战争中的损失后,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威胁。下一次,法国还有多少青壮能死?而英美是否还能在法国投降前决定援助法国呢?
7月中旬到下旬,克列孟梭几乎每晚都召唤了他的亲信来自己家开会,这里面有他忠实的助手亨利·莫戴克将军、令人讨厌的聪明人安德烈·塔尔迪厄,还有实业家路易·卢舍尔。每晚讨论的主题几乎大同小异,就是接下来法国该怎么办?
安德烈·塔尔迪厄忧心忡忡的对着总理克列孟梭说道:“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都在往巴黎跑,他们的报道总是同和平相关。但是进入七月以来,各地新闻报社报道巴黎的新闻数量在下降,报道莫斯科的新闻在上升。
即便是有报道巴黎的新闻,也渐渐偏离了和平的主题,而多了许多花边新闻。比如加拿大人最近总是在报道巴黎女人的时尚,他们报纸上写着:巴黎街头总能看见有气质的美女,要是她们高兴一点,准能登上《巴黎人的生活》或《时尚》这种杂志。
这样下去,事情恐怕就真不大妙了。”
路易·卢舍尔也向总理汇报道:“普恩加莱总统对于您的攻击也是越来越直接了,他向公众宣称,如果不是您把德国人逼上了悬崖,他们也不会鱼死网破的投靠俄国人。假如和会因此而破裂,那么您要负上全部的责任。”
对于这位政敌的言论,克列孟梭只有感到深深的厌恶,倒是他的亲密助手莫戴克将军听不下去了,愤愤然的说道:“总统阁下可真是会说话。就在停战之前,他还批评我们:停战太早,军队完全可以向德国腹地多推进一些。还说我们在收复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内,对军队管的太过严格,阻碍了士兵对于德国人的报复。现在他又说我们对德国人太严厉了,所以导致和会失败了。正话反话可都让他说完了。”
然而,不管这些亲信如何为克列孟梭抱不平,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届内阁正向着悬崖冲去,甚至于在他们身后还拖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如果不能想出一个让德国人返回巴黎的办法,那么他们也许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届内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