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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白宫宣布解救捷克人的任务圆满完成，美军将从远东撤离。事实上此时美国军队在远东的数量还不到2个团，远不到一开始美国政府所宣称的7000人数目，而且这两个团中倒有一大半是各类工程师，主要是负责维护和运营西伯利亚铁路及海参崴港。
美国人宣布的撤离让英法更加觉得为难了，首先捷克人已经拒绝再和苏维埃俄国交战了，在捷克宣布独立之后，革命委员会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宣布给了捷克军团的士兵们，这让捷克军团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坚决从俄国撤退的反战派，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而不是在西伯利亚的冻土森林中埋葬自己的生命。
其次则是，苏德和解也造成了新成立的捷克政府不愿再同苏维埃俄国交恶，他们担心继续干涉俄国内战将会引发俄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捷克政府迫切的需要捷克军团返回国内去保卫国土，而不是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牺牲在西伯利亚。
失去了捷克军团的支持，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和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先后垮台更是沉重的打击了西伯利亚的反苏维埃势力，这使得英法在西伯利亚已经差不多成为了孤家寡人。而美国人的撤离，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协约国东方干涉军的内部矛盾。
仅仅在一天之后，日本政府也跟着宣布退出了远东干涉军，日本军队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一兵一卒登上西伯利亚，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所以见到美国退出远东干涉军后，他们也无意再掺和远东干涉军的事务了。这么做除了进一步刺激中国和苏俄的靠近外，不能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
3月3日，英法不得不宣布远东干涉军解散，但是他们还是郑重强OTg2NTc=调，英法依然负有维持远东及中亚地区和平的责任。只是，英国和法国拼尽全力也才凑出了3个营，英国两个，法国1个，对于此时已经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驻扎了8万以上的中国军队来说，这点力量本就什么都干不了，他们的撤离完全影响不到西伯利亚及中亚的局势。
英法对于远东干涉军发表的宣言，哪怕是日本人都觉察到了其中色厉内荏的味道。原本有所期待的日本军部，对于英法的宣言大为失望，同时也开始轻视英法在亚洲的力量。
如训练总监部的石原莞尔就对同僚说道：“假如英法连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尚没有统一中国的地方势力都无可奈何，那么他们又有什么力量阻止帝国在南方的扩张呢？”
而在昆明领事馆的武官板垣征四郎则把精力放在了法属印度支那上，此时进出云南需要通过滇越铁路，这使得板垣征四郎有条件去研究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
当然板垣征四郎只所以把精力集中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社会调查上，也是因为军部对于中国南方能否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南下失去了信心。假如南方军阀抵达不住北方国民革命军的南下，那么他们对于中国南方研究的再透彻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在北方革命军南下之后，他们所研究的东西都是废纸一张，因此军部一边加强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情报收集，另一边则把精力放在了对东南亚的情报收集上。
1916年前往昆明的板垣征四郎在经过了2年多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研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国人根本不了解印度支那民众的喜好和文化，他们的殖民同化政策已经激发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民族意识。
法人所谓的杜美体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让当地土人接受法国文化，从而让他们变成法国的海外国民，但是他们又拒绝给予这些殖民地民族以法国国民应当享有的权力。于是，在法国的殖民教育下，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各民族，变得越来越反对法国的殖民地统治了。
日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属于同源文化，我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习俗，这也意味着我们比法国人更有权力去统治这些民族…”
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实业家们也正式向原敬内阁发起了呼吁，要求维持日中友好关系，不能因为满清遗留问题和庚子赔款破坏了两国的关系。他们向藏相高桥是清请愿道：“现在欧洲订单因为战争结束而大量取消，只有中国方面的订单还继续保持着上涨势头。如果日中两国交恶，我们许多工厂都不得不停工歇业了，大量的工人将会因为失去工作而走上街头抗议，这显然是有碍国家稳定的。”
作为金融界的代表，高桥也不愿意见到日中贸易为两国的政治所干扰。他向原敬指出：“外交省试图用最惠国待遇交换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北京政府现在正对各国进行单独谈判以取江浙湖汉北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日本破例。对日本破例，也就意味着要对英法美等列强退让，那么谈判就会回到原地。也许孙中山、徐世昌会迫于形势而接受，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外交省的官员显然还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是革命委员会先有了废除条约的能力才有了修约的谈判，而不是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和各国的谈判去修改同各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关一直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现在连英国人都无法阻止中国人收回海关的权力，中国人又怎么会对我国让步？
我们所采取的强硬措施，不过是进一步让中国对日本产生警惕之心，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灭亡中国的能力，这种外交策略就是在拖着日中关系往悬崖上走了。
从过去的一年来看，日中贸易往来发展迅速，而我国在婆罗洲的垦殖也获得了不错的进展。婆罗洲的木头和稻米，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缺口。而且婆罗洲被砍伐掉的森林，也刚好用来种植橡胶，这将令我国完成橡胶原料的自给自足。
由此看来，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东亚的和平，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和中国进一步展开贸易上的合作，并进一步开发婆罗洲的森林和荒地。只要能够把婆罗洲开发出来，那么日本就能够进一步的对南洋加以控制，从而扩张帝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反之，我们现在不趁着列强虚弱的时机开发南洋，等到过上几年欧洲各国恢复了元气，那么日本就会被再次关闭在东亚的狭小海域内。”
原敬自然是认同高桥藏相的主张的，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巴黎和会上，不少日本政治精英也同样在激动的关注着这次和会，希望能够让日本彻底的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仅仅成为东亚的地区强国。
因此，原敬一边要求外务省对于日中贸易及悬案的交涉务必保持谨慎；一边则让人打听中国派出的和会代表，并让小幡公使暗示北京政府，如果中国愿意和日本在和会上共同进退的话，那么日本不介意在当下的两国谈判中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