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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让欧美国家重新把财富投在我国呢？第一要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第二要打破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第三要普及义务教育。
当然，我说要让欧美资本家有利可图，不是给予他们完全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也不是要不顾一切的压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首先任何资本家在我国都不可能获得政治特权，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其次是关于经济特权的问题，对于某些我们需要却又无能力发展的产业，我们应当给予资本家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关于特种钢、电气、化学、石油化工、高精机床加工、通讯及汽车产业等。只要能够减少我们研发的时间，我们就应当让出一部分经济上的利益。
至于打破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我想大家应该不会不理解，这场大战造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至少让我们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缩短了十年到二十年。就目前来看，今年全年的全社会投资总额差不多要超过过去七年累计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的。
而刚刚大家也听过杨铨同志的报告了，外籍技术工人占了我国工厂工人总数的14.78%，这些优秀的技术工人怎么来的？还不是这场大战把他们送来的，若是平常时期我们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价格聘请到这么多技术工人？所以打破帝国主义的联盟对我们很重要，只有打破了帝国主义联盟，我们才能获得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先进的技术比资本更为重要。
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我在这里就不再强调了，因为在过去的会议上我强调了足够多的次数了。而我想大家现在也应该清楚，普及义务教育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了。虽然外籍技术工人达到了工人总数的14.78%，但是我国的技术工人增长的速度却更快，这正是得益于我们过去几年对于教育的投入。
以上这三条，就是加速我国工业化的物质基础，接下来我就要说一说具体的加速方案。我的方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中、苏、德三国的经济联系起来，苏维埃俄国的无穷自然资源，我国无穷的人力资源再加上德国这个先进工业国的科技，哪怕我们吸纳不到其他帝国主义的资本，也可以通过三国的循环贸易把我国的工业扩张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而中、苏、德三国的人口加起来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三国一旦联合起来就会超过西欧加上美国人口的一倍，这是一个资本家难以忽视的市场。只要我们控制了这一市场，欧美资本家就不得不向我们低头。
就如同美国在上个世纪封闭了美国市场，从而让美国工业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但是美国工业的资本却大多来自于伦敦和巴黎。由此可见，资本为了能够完成自我增殖，资本家是不会介意向我们出售能够绞死他们自己的绳索的，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不要购买。”
吴川的话顿时让委员们振奋了起来，大多数委员虽然依旧不明白如何让中苏德的经济联系起来，不过他们并不怀疑吴川是否能够做到这点。倒是孟继周还有些谨慎的多问了一句，“不过主席您之前不是判断，德国人为了避免革命会向协约国提出媾和的吗？那么德国还能和我们同苏俄联手吗？”
吴川看着他确定的回答道：“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可言，在德帝国主义衰落的时候，协约国内的其他帝国主义只会迫不及待的把德国分成一块块美味的肉排，然后将之吞咽下去。协约国内部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把德国推向到我们的怀抱，哪怕德国的资本家再怎么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让步的。”
梁廷栋终于也忍不住出声问道：“可要是德国革命成功了呢？”
吴川对着他微微颔首后回道：“这对于我们的计划并没什么损害，无非就是让苏维埃俄国在三国经济联盟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而已，但是我们没必要争这个，因为我们距离欧洲太远了。
不过按照我的思考判断，我认为德国革命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在美国下场之后，协约国这边的帝国主义力量已经完全压倒了德国人。革命前的德国人无法击败协约国军队获得胜利，那么革命后的德国人同样也做不到击退协约国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而在另一边，苏维埃俄国连本国的反动力量都没有镇压下去，根本支援不了德国的无产阶级，至于我们替欧洲无产阶级看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是极限，想要牵制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德国的无产阶级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击败协约国的干涉军，这显然需要奇迹才能办得到。
总之，不管德国革命成功不成功，战后中苏德经济圈是一定会建成的，当然我们主要考虑战后的德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为前提来构建三国的经贸联系。”
孟继周看了看同僚后首先出声赞同道，“那么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我支持主席这个建立中苏德经济圈子的主张，我建议就这一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孟继周的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其他委员们的支持，吴川数了一下，所有委员都选择了支持自己。他于是提议道：“既然如此，我建议让计划委员会来负责筹建中苏德经贸联系的规划方案，并对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银行相关业务、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以使我们的工业体系建设、金融机构和对外贸易政策能够符合三国经贸往来的规划。”
孟继周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不是对杨铨同志有什么意见，不过他回国才没多久，计划委员会又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这么重的担子他们挑的起来吗？”
吴川思考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关系到战后的国家建设道路前进方向，确实马虎不得。我看这样，计划委员会改组一下，改成计划发展委员会，原来的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都纳入计划发展委员会。我牵头负责，宋云桐、梁廷栋、杨铨、宾步程、李达五位同志作为我的副手，向我负责。大家有没有意见？”
意见当然是没有的，毕竟在座的委员们在经济这块上并不专业，对于经济方面最为了解的宋云桐又不在，大家自然是提不出什么问题来的。不过这样一来，计划委员会就几乎从劳动和经济委员会独立了出去，成为了吴川直接指挥的一个部门，在经济问题上拥有了最高决定的权力。
孟继周虽然有些失落，不过他还是很快调整了心态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经济方面的事情已经谈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顺便讨论一下关于北京总统府那边传来的一些要求。国民党以总统府的名义向我们征求军队国家化政策的意见，我看这不是什么询问，而是对我们逼宫啊。
据说国民党向外界透露这个提议时还得到了不少民主人士的支持，就连关外的一些民主人士也为这一提案唱赞歌。好像只要完成了军队国家化和裁军后，国家就能安享太平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糊涂的，我们应当给予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