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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谨文、王葆真、周树模、宋小濂、张寿增、邵飘萍等共和党或革命委员会驻北京及河北的重要代表，今天都难得的聚在了西交民巷21号大院，于是便趁着下午阳光明媚的时候在花园内的凉棚下开了一个座谈会。
一开始主要是耿谨文向众人交代了一下共和党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在座的不少代表们毕竟都在下面为治水、赈灾、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设奔波，并不能如耿谨文这样时时站在高处纵览国内外局势，还时常同长春保持着联系，接受着来自吴川领导的共和党中央的直接指示，因此代表们虽然身处于时代洪流之中，但是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局势还是颇为迷茫的。
在耿谨文的交代下，代表们不仅清楚了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也了解了共和党中央对待这些国内外局势时持有的立场，这让他们的思路跟上了党的思想伦理，从而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既然是座谈会，自然不会是耿谨文一人的言论发布会，因此在耿谨文交代完自己的工作和中央的指示之后，其他代表也一一按照坐着的秩序，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讲述起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难处和工作展开后遇到的各类问题，大多数问题其实就是资源的不足，导致地方政府不能支持他们或是向他们索要大批的物资才能展开工作。
代表们讲述的情况能够引起耿谨文注意的，主要还是灾后地方生产的重建、水利交通建设、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后对于各地区农业进行扶持的计划。
负责河北革命委员会日常事务及1917年水灾善后事务处理的宋小OTg2NTc=濂是这样谈论自己的工作的，“…去年京直地区水灾造成的积水，随着减河完工正不断退去。但是大水退去，不代表水灾已经宣告结束了，事实上对于海河五大水系的治理才刚刚开始。
去年海河全线涨水的结果就是，平原地区的河道被泥沙淤积，南方平原地区的河道最多的地方增加了八尺淤泥，且河道漫堤还使得泥沙冲没了两侧的耕地，比如滹沱河下游所经过的平原地区，河道两侧原本是最为肥沃的水浇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被泥沙所覆盖，如果不处理泥沙，那么这里的耕地就变成了最贫瘠的沙地了。
海河南北水系上游山区都应当修筑水库蓄水以分担夏季之暴雨，中游则修筑水塘及干渠以扩大浇灌面积，下游则应当截弯取直，并挖掘数条减河，以加快雨季河水的排出…
而在河北南部及东南部，主要是河北东南-山东西北平原一带，这里河流稀少天气干旱，靠天吃饭肯定是年年减产的，这块地方几乎每年都有上千万亩的耕地因为遇旱而没收成，约占这片平原地区耕地面积的15-20%左右。
不过此地的地下水位颇高，大约在地下5-7米，只要能够挖掘出一口井来就能保证周边的耕地用水。这一地区想要挖一个砖砌的好井，大约需要5到6个工人一周的劳动，这样一口井可灌溉周边5-20亩耕地，以现在的人工物价约为50元上下。
按照我的估算，政府出钱集体合作社出人工，差不多一口井补贴30元就够了。一年打上10万口井，也不过300万元，10万口井至少能够惠及100-150万亩耕地，有个3、40年的建设期，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平原就能变为肥沃的农田区域…”
宋小濂说了这么多，实质上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多给农业一点预算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比如张寿增就说道：“农业的事情还可以缓缓图之，这就是一个长期工程，现在投入多一点少一点其实问题不大。
再说了，当下国人对于乡村之事并不怎么关注，他们只关心这场大战带来的红利期到底会延续到什么时间？特别是那些住在城里的人，他们只会关心自己身边的环境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工资有没有增加。
眼下孙中山就任了总统一职，他所率领的中华革命党也吞并了许多过去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小势力，重建了中国国民党，这显然就是想要组织党派对抗我们共和党的么。
虽说中央有过判断，孙中山之前领导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老是限制别人的权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国民党虽然一夜之间有了十几万的党员，但是这个党的组织内充斥着裙带关系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几个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
只要孙中山不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整风江浙湖汉北整纪，那么国民党中的这些人必然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就好比一只螃蟹放在了竹篓中，它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出一条逃跑的路线，但是把一群螃蟹放在竹篓内，它们只会互相扯后腿，最终谁也爬不出去。
但是，只要孙中山还是总统，那么底下的官吏和普通国民天然会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就是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各阶层划分蛋糕的执刀人，谁会去得罪执政者呢。哪怕是满清最腐败的时候，还不是有大部分民众认为，坏的是官吏，皇帝还是好的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国民证明，孙中山喊喊革命口号，编制一下建国方略还行。领导国民党建设国家这样艰难的任务，最终还是得靠我们共和党来办。
而向国民证明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改造我们脚下的北京城。民国元年，北京内外城人口72.5万人，再加上城外的居民，北京地区人口约在百万以上。只是除了城外这三、四十万居民大多从事农业之外，内外城居民除了官员、商人、军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从事的非农、非工、非商的职业，即奴仆、艺人、护院和娼妓。
可以说，如果今日北京政府搬离北京，那些政府官员、商人、军队都跟着离开的话，那么剩下的北京人就要陷入无业的状态了。按照吴川同志的说法，北京现在就是一座纯消费城市，是需要全国的给养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也就使得北京城几乎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谁占住了河北的铁路和内河航运，谁也就控制了北京城，因为没有从外地运来的物资，北京城内的人就要饿死或冻死。
所以我们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谁能养活北京人，谁就指挥得动他们。比如现在，虽然北京地区依旧是北洋的力量占据上风，但是北京城内却没有多少人敢违抗我们的要求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控制了河北的交通，还占了河北的农村，我们才是养活北京的人。
但是，北京人依旧还很难同北洋官吏、满清遗老和地主乡绅的代表决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以上这些人提供服务，没有了这些人也就没有了工作。虽然我们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如满清和北洋政府那样养着他们，那样只会让我们成为另一群民国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