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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洋之龙王士珍，原本是满清扶植起来牵制袁世凯的，因为王士珍为了维护北洋内部的团结选择了后退一步，结果就是袁世凯完全掌握了北洋这个团体，而王士珍只能背负着北洋之龙的空头名号了。虽然作为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北洋团体内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派系，王士珍这一派已经不存在了。
王葆真想了想便换了话题说道：“袁项城这一走，接下来恐怕北京城上下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袁的后事上了，这政治协商会议看来短时间内还是得不出什么结论啊。这北洋集团一弱，恐怕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方的地方势力就要扩大自己的声音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和他们虚以委蛇吗？短时间内，我们恐怕也不会跨过长江吧。”
耿谨文摇了摇头说道：“我也曾经发电报给主席问过这个问题，不过主席说没必要给这些人什么希望，现在就是地主阶级力量最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坚持自己的理念，那么等到战争结束帝国主义回归，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他们恐怕就要推翻我们所有的进步政策了。
我们和民族资本家之间也许还要长久的相持斗争下去，因为中国当前还只是一个农业国，想要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壮大。
但是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它们的存在不能壮大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只有消灭它们。既然我们和地主阶级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无需再给它们什么希望了。要是给地主阶级这样一个错觉，只要它们坚持和我们对抗就能赢来转机，那么这场斗争才会变得更加的残酷。
只有给这些地主们一个毫无更改的决定，它们才会死心去寻找别的出路。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农村工作将要简单的多，至少现在山东、河南的土地改革运动就轻松了不少。那个孔令贻不是终于把孔府的祭田交出了么…”
被耿谨文念叨着的第30代衍圣公孔令贻又岂是仅仅交出了土地，当共和党在北京宣布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传到曲阜之后，孔令贻对于曲阜的土地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各项要求就没有拒绝的，甚至在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孔令贻还亲自上台对孔府过去的一些高利贷及欺压平民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面对如此配合的衍圣公，原本想要当地民众在群众大会上对孔府罪恶行径进行揭发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也无话可说了。就他们手上的各种证据，孔令贻本人确实没有参与过某些人命案和对平民的高利贷。
夏阳亲自在曲阜督查，也没拿到孔令贻什么把柄，对方又这么配合政府工作，给山东等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带了个好头，夏阳也只能暂时放下了针对孔府的土地改革，转到了另外两项重要的工作上。剿灭山东、河南地区的残匪，和督建华北、西北地区的政治保卫分局。
革命委员会虽然控制了山东和河南，但是清末以来华北农户生活贫困，土地经营面积狭小零碎，农村麦作以传统农具和传统生产技术为主体。而即便是简单的传统农具，也不是每个农家都买得起的，河北深泽县南营村，有大车、小车、水车之家仅占总户数的30%左右，其余一切主要农具也没有一种是所有农家所有的；豫东各县，平均四户以上才有一辆大车；河南巩县赵沟村，全村每两户才有一张犁。
且华北春季普遍少雨，河北水浇地不过占全部耕地的7%；山东过去为2%，现在为10%；河南为7%。而灌溉区的小麦、小米产量要比非灌溉区产量高60-70%。由此可见华北农户之贫困，因此山东的响马、河南的趟将，都快成为山东、河南的招牌了。
革命委员会控制两省之后推动土地改革，虽然通过土匪的家人召回了许多底层的土匪，但是对于那些土匪的上层，也就是作案累累的老匪来说，想要让他们回乡下去种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对于这些老匪来说，绑票、抢劫带来的钱财肯定比种田轻松的多，而当土匪至少还能吃到大鱼大肉，回去种田的话，一年能够吃上三五次白面，都是很稀罕的。
军队可以剿灭大股的土匪，但是对于这些分散的老匪就有些无能为力了。而各地的警察局对于这些身手异于常人的老匪也难以对抗，也只有政治保卫局有这样的能力对付这些阴险狡诈的老匪，因此这个任务很快就落在了政治保卫局身上。
虽然在曲阜对付孔府没能获得预想的成果，但是建立各地区分局并剿灭残匪的工作进度，还是让夏阳感到满意的。不过就在他在郑州视察的时候，陕西的政治保卫分局传来了一个情报。
夏阳看后顿时有些惊讶的说道：“北洋陆军第七师被陕西民军给击败了，连陆建章的儿子都被抓了，这可真有意思了。袁世凯还没死呢，陕西这边就等不及了吗？吴佩孚现在在哪？”
夏阳的秘书马上汇报道：“吴佩孚还在西安城，据说这些天陆建章已经单独宴请他好几次了，看起来两人在谋划着什么。”
夏阳抬头看了看晴朗的碧空，方才下令道：“让西安分局密切注意吴佩孚部的动向，并给洛阳那边提个醒，如果吴佩孚敢于违抗命令的话，那么就先切断了吴部的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