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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7月到1917年9月，海上运费涨了21倍，投资航运业的资本家都发财了，“船变金”一时成为了社会上的流行语。
战争导致欧美强国停止了向外输出重化学产品，这给原本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日本重化工产业创造了机会。1917年日本的机械工业工厂达到了2500余家，比1914年多了700多家，职工人数也从7万多增长到了14万余人。
战前日本的船台数不过才20个，但是到了1918年，已建和在建船台已经达到了157个，船舶发动机也从1.6万马力增加到了4万马力。
在这些产业繁荣的背后，是资本的利润率超过了40%，熟练工人成为了各工厂的抢手人才，有熟练技工为两三家工厂打工，甚至还包下了一名艺妓，生活变成了工厂和妓院之间的来回。
但是对于那些无地的农民和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小职员来说，他们却并没有分享到战时景气的好处，反而因为战时景气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减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准。
首先是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升，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地主加大了对于佃户的剥削，要求佃户缴纳更多的粮食，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在市场上，因为经济的繁荣，地主又采取了囤积粮食的方式，不断的通过涨价获取超额利益。
这样一来，工资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普通工人和小职员，就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1917年工人的罢工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倍多，达到了398此；而租佃争议也有八十五起。
加上1917年的寒冬导致日本粮食减产400万石，这一农业受灾反而给了地主们囤积粮食牟取暴利的机会。去年底一升米为12钱，但是到了今年就已经涨到了20钱每升。
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8钱，男工约为92钱。米价的暴涨已经让普通人感到难以承受了。但是原敬很清楚，日本市场上的大米并不缺乏，之所以米价会暴涨，是因为在地主们的抗议下，他不得不同意限制外国大米的进口。
而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市面上又传出了日本将要出兵干涉俄国革命的消息，使得商户和地主开始囤积大米，再加上1917年的粮食减产，多种因素下就造成了今年1月份米价的暴涨。
和那些无脑的军人、政客不同，原敬很清楚日本当前的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资本家占有了太多的利润；一个是对于地主的利益过度保护了。
战争景气带来的收益大多都落入了资本家的口袋之中，这些人并不是把这些利益投入到了再生产当中，而是用来囤积物资了。1917年美国的参战，导致国际市场上的物资更加匮乏了，投资实业的还没有囤积物资的赚的多。
美国和中国同样有着这样聪明的商人，但是两国都采取了征收战时附加税和强硬的政策打击囤积物资的行为，从而保证了国内物价的平稳，只是日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原敬不过让人在议会放了征收战时附加税的风声，就遭到了群起攻之。
而战争景气带来的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日本需要商品粮的人口急剧上升，但是日本的农业却依旧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和战前的粮食产量比，并无什么增长，这就造成了粮食的缺口。美国和中国都通过扩大农田面积、使用化肥、农药和现代农具大量的提高了产量，以缓解了本国的粮食需求。
但是日本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日本本土并没有美国和中国那样有着大量可以开垦的荒地，也没有适合于使用大型农业机器的大平原，自然就无法大幅提升粮食产量的能力。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日本不仅没有增加从外国进口粮食，还对进口粮食实施了临时进口税，以减少进口粮食的数量。
虽然知道日本当前需要的不是对外扩张，而是要制定一个合理的税收政策和削减对于地主利益的保护，但是原敬却知道自己难以做到这两点，因为他需要资本家和地主支持自己，否则他就无法牵制贵族和军部的力量，完成对于日本的改革。
而婆罗洲岛的开发，虽然不能解决日本的根本问题，但是短时间内向外迁移大量的人口和多余的资本，显然是可以缓解日本当下日趋严峻的社会各阶层的对立的。只是，想要开发婆罗洲岛，日本就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而不是什么出兵干涉俄国革命，更不是去挑衅中国人。海军的盲动，将原敬的计划完全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