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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吴川刚刚的言论所言，中国的资产阶江浙湖汉北级过于弱小了，在革命委员会的敌人名单上远不及地主阶级更有威胁性，哪怕是党内的左翼委员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也只是来源于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或是对于欧洲留学时在工厂打工的亲身体验，而不是来源于现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愤怒。
不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对于民族资本家的打压，使得早期中国的工人阶级直接把痛恨的对象转移到了列强的特权和本国政府头上，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了资本家身上。毕竟这个时代在中国开办工厂的外国资本家是受到政府保护的，而本国的资本家往往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工人阶级自然把一切罪恶都归到了政府头上。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的成立，对于外国特权利益的收回举措和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这就相当于为工人们出了一口恶气。而之后革命委员会从国外引入的资本，基本都采取了控制手段，以确保这些外国资本不会反客为主，至于国内的官僚资本被没收，并对私人资本设立各种限制措施，这种种的一切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于是，东北的工人阶级，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虽然几乎没有实现过，但是至少8小时之外可以算做是加班了；获得了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保障，工厂主无权无理由的扣发工资和解雇工人；获得了休病假和工伤赔偿的权利；获得了对于危险工作进行劳动保护的权利…
在私人的工厂中也许还有些工人保护条例无法落实，但是工人们可以向革命委员会下的劳动委员会进行申诉，由革命委员会出面保护工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至于国营企业，几乎都是落实了革命委员会所制定的保护工人的条例。
在此种环境之下，革命后迅速扩张的工人群体，老实说对于资产阶级的压迫性，有着相当的认识不足。工人们都感受不到这点，脱离生产的委员们也就更加感受不到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了。至于吴川虽然经受过资本主义的毒打，但是他给出的理由确实是心里话。
于是在如何对待资本家的方式上，各位委员倒是很快被吴川给说服了，决定先把重点放在消灭地主阶级这个首要目标上。
见到没有委员再提出问题，吴川于是宣布了今天会议要讨论的第二个议题，“…刚刚我和同志们也提到过，袁世凯现在的病情严重，估计很难挺到明年开春了。
北洋政府以他的名义邀请我们派出代表讨论关于国会重开的问题，显然是想要为袁世凯的后事做准备。当然，我认为北洋政府此次邀请各方势力前往北京讨论国会重开等问题，未必不是想要借助其他势力压一压我们，从而让自己站在有利的政治高地上。
所以我认为这个会议我们是必须要参加的，不仅要参加还要在会议上打破某些人的幻想，不能让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从而给革命制造障碍。
不过这样一来，不管是周树模还是王葆真都不足以担负起这样的重大责任来，我们需要挑选一名原则性比较强的同志前往北京，既要讨论国会重开的问题，也要把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手中胡乱修改的东西去掉，尽可能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重建北京政府，把那些地主阶级的代表剔除出北京政府。”
宋云桐听了心里顿时一动，他瞄了一眼徐景魁，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道：“我支持吴川同志的建议，我们确实应当挑选一名具有高度原则性的同志去北京，这不仅仅是我们第一次同各方势力代表谈论政治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要对中央政府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去重新塑造，也是一次站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向全国群众进行我党理论宣传的打好时机。其他同志我就不提了，徐景魁同志在原则的坚持上和主管的宣传工作上都是比较出色的。”
徐景魁只是楞了一下就明白了宋云桐为什么会推荐自己，对方显然是不想自己留在中央和他作对，自己所主管的宣传机构对于宋云桐所负责的财政委员会的批评可不是少数了。不过他倒是并不介意去北京，能够跑去北京和那些敌人面对面的干，确实比在东北和宋云桐这些右派分子斗争有趣的多。
只是他正想毛遂自荐时，方兆国、吴泰两位委员都表示了反对这项建议，两人都认为当前俄国革命对于东北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宣传部门应当及时的跟进，采访和引导工人们的情绪，而不至于令工人们成为远东布尔什维克的外围分子。
吴川侧耳倾听了几位委员的发言后，于是开口建议道：“我看不如这样，耿谨文这两年主持南方局还是相当出色的。他能够在南方复杂的环境中壮大南方局的力量，又令南方局始终服从中央的领导，我认为这就表明耿谨文同志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的。
因此调动耿谨文同志去北京担任革命委员会及共和党驻京全权代表，以他的能力是足够应付北洋和各方的政客们的。至于他在南方局的工作，我建议吴泰同志去接替他，至于吴泰同志负责的工人运动和共青团工作，我建议增补李大钊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接替吴泰同志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