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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来一杯牛奶和一份三明治。”走进餐厅的张云荣对着厨房内的工作人员说道，跟着他便坐在了靠近壁炉的温暖角落里，开始拨弄起壁炉里的木材来了。
这处餐厅并不在吴川办公居住的小楼之内，原本小楼里有一个专门为吴川及秘书们服务的小厨房，不过随着吴川办公室规模的扩大，一些新进入的工作人员把提供生活服务的工作人员当成了下人来看待。
如果是在过去，哪怕张云荣自己也不会觉得有问题，虽然他的生活很朴素，但是在山东老家还是有一两个佣人的。只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在国外的商人来说，因为平日里经常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所以对于劳动者有着更多一些的同情心，这也是张云荣能够很快的接受人人平等思想的基础。
在辛亥革命初步胜利的时候，吴川身边主要还是警卫居多，只有几个欧洲留学生作为工作助手，警卫都是从军队中和工人中挑选出来的积极分子，自然不会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想法，而肯参加革命的欧洲留学生，不是半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者，因此也不会表现出什么老爷的派头。
不过随着革命政权的稳固，除了张云荣这样负担特殊工作的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都被调动到了其他岗位上，接下来分配进入吴办的年轻人大多都是革命之后毕业的大学生。
这个时代，哪怕是高中生都是县城里的俊杰，大学生在平民眼中OTg2NTc=更是和前清举人类似的存在，而东北成功光复之后社会秩序不仅很快恢复，还收回了大量的外国特权，大办教育和产业，极大的拓展了知识分子的上升空间。
哪怕是再顽固的守旧派，除了对共和党的反儒家思想和破除封建迷信及宗族主义的主张感到不满之外，对于其他方面他们也是承认革命委员会干的要比满清朝廷好的多。因此，东北的守旧势力和关内的守旧势力又有所不同，关内是反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而东北的守旧势力是反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不反共和党、不反革命委员会，相反他们还主动让自己的子女去替革命委员会做事，虽然他们自己坚持不替革命委员会做事。
虽然这些人员出来做事极大的增强了革命委员会的力量，不管革命委员会再怎么普及教育，在教育普及成果出来之前，终究还是要使用前清遗留下来的教育群体的，而革命的知识青年和整个社会的教育群体相比，终究还是极少数。
不过，这些人员出来工作之后既有为革命思想所感召的，同样也有把一些等级思想及习惯带给了身边的其他人。作为刚刚从前清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普通民众，有些人选择了默默忍受，有些人感到了不满但并不敢反抗，只有那些真正觉醒了革命意识的革命群众，对于这些人身上的等级意识和封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对于宋云桐等其他党的中央委员们来说，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小问题，也影响不了大局，自然不会多加关注。不过吴川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当前如果不纠正这样的错误思想，那么反封建取得的一些成果很快就会化为乌有，因为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正是为阶级压迫提供理论依据。
于是，在号召全党对等级意识批判之余，吴川下令撤销了和普通工作人员分开的小食堂，要求大家都在一个食堂内用餐，包括他本人。除了招待客人之外，他自己也一样在食堂排队打饭，并要求所有人参加卫生轮值，一月发起一次大扫除。
吴办的举动很快就传播了出去，其他地方到底改正了多少，张云荣不是很清楚，不过吴办的风气倒是好转了许多，文职工作人员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不再如之前那么颐指气使，一副高高在上的派头了，而服务人员的抱怨声也消失了。
不过和吴川接触最为密切的张云荣知道，吴川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不是那么勤奋的，在没有回国之前的日子里，他有时也是很懒散的。按照道理来说，吴办的所有人员都是在为吴川服务，好让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革命工作上，但是现在却要吴川自己站出来为这些工作人员作出表率，张云荣觉得这些工作人员未免有些不自律了。
但是，这样的吴川却又让他感到很安心，至少对方到了今天也没有和从前有多大的变化，并不像某些委员那样，随着革命委员会的发展，现在也慢慢显露出官老爷的做派了。
虽说他现在距离吴川的位置最近，也间接的分享到了吴川所拥有的权力，不管他多么谨小慎微，外面的那些人依旧都是把他视为吴川的代表，对于他的每一句话都要仔细的斟酌，以揣摩吴川的想法。
他的伯父就忧心忡忡的警告过他，“虽然江浙湖汉北吴主席并不是前清的皇上，但是他在革命委员会内的地位至少是等同袁大总统之于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