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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的决定很快就传到了华盛顿特区19街2001号，这是建筑师瓦迪.伍德所设计的一座新英格兰风格的独立三层红砖建筑，前清驻美大使梁诚租下了这里，作为中华帝国的大使馆。民国成立之后，这里就成为了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馆。
驻美公使顾维钧和使馆武官温应星收到了这个消息，顾维钧很快就明白了过来，白宫的这个决定并不是通知给自己的，而是给驻纽约总领事杨安平的。
作为被袁世凯所赏识的外交人才，顾维钧进入仕途以来也可算是春风得意。进入北洋政府没多久就成为了袁世凯的外交顾问，接着又被破格提升为驻美公使，下一步归国之后必然就可以进入到外交部高层了，再加上又娶了唐绍仪之女公子唐宝玥，旁人见了免不了都要称赞一声少年得志。
而顾维钧也确实是有才能的，且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在美国也还是有着一定的人脉的，担任驻美公使以来，他也确实为美国政府和北洋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甚至去年还替北洋政府借到了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贷款500万美元，用于发展交通和实业。当然，最终这笔钱都花在了军事及填补行政开支上。
只是，他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也就这样了，不管是向美国银行家借款也好，还是联络美国政府和北洋政府之间关系也好，顾维钧能做的其实都不多，甚至还不及前清驻美大使梁诚更富有成绩，毕竟在梁诚身后至少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至于现在的中华民国，看似是一个国家，但是连美国人都知道，OTg2NTc=涉及中国的大多数事务还是要同革命委员会进行磋商，否则就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来。
而且，同北洋政府相比，革命委员会的承诺显然要更有效一些，至少美国人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一系列政治和商业协议，革命委员会都一一履行到位了。而北洋政府这边，官员只会空言大话，要么就是互相推诿，总之就不是一个诚实的合作对象。
比如芝加哥银行原本想要借助向北洋政府贷款的机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但是北洋政府混乱的财政几乎让芝加哥银行的贷款打了水漂，而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地区又拒绝芝加哥银行进入，甚至连纽约的银行家们也反对芝加哥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和自己抢生意。搞的芝加哥银行也产生了退意，对于同北洋政府的合作计划有些冷淡起来了。
革命委员会不仅在国内强势，在国外也同样比北洋政府要强势的多。虽然袁世凯对于外交事务一向都是极为重视的，从其在辛亥革命复出之后，就一直坚持自己直接主管外交部的工作，但是袁世凯所重视的还是同英、法、德、美、日等国的驻华公使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于驻外使馆则并不怎么关切。
这也就使得，北洋政府驻外使节基本得不到国内的帮助，也没什么外交方针，国内要是没有指示过来，大家就外国混日子，要是有指示过来，那么就按照国内的指示去办事，基本上同前清时代没什么区别。也只有少数留美幼童出身的外交官，会有一些主观能动性，平日里联络一下所在国的政界人士，算是建立起一些办事的人脉。
当然，驻外使节们不愿多事，也同驻外机构缺乏经费有不少关系。除了像顾维钧这样被袁世凯看重的年轻俊杰，可以直接通过和袁世凯的交流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助外，其他那些不被重视的外交官有的连自己的薪水都不能按时拿到，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性了。
比如，驻美公使其实还领导着南、北美洲各国的驻外机构，但是顾维钧也只能照顾到驻美机构的经费不拖欠，至于其他美洲地区的办事机构就没办法去保证了。
革命委员会这边则不然，他们虽然插手驻外机关的事务，但是对于驻外人员及机构的经费保证上要比北洋政府出色的多。革命委员会给予南、北美洲外交机构的固定拨款是350万美元，还有150万美元的专项经费可以申请，这几乎是北洋政府给予驻南、北美洲外交机构一年拨款的十倍以上了。
且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方针也很明确，首先是为革命委员会的商业贸易服务；其次是为本国侨民的利益服务；最后则是向所在国的民众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反击针对华人或有色人种的歧视性舆论。对于外交人员和所在国政商人士的关系，革命委员会倒不是那么的重视。
虽然如此，但是美国政府和商业人士对于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纽约总领事杨安平的意见却越来越重视了，哪怕这位只是在康奈尔大学进修了美国历史，甚至不是研究国际政治出身。
顾维钧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他也知道这江浙湖汉北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他背后的北洋政府太过无力。相比之下，革命委员会已经隐隐可以决定东亚的某些问题的走向了，自然美国政府就要尊重代表革命委员会发声的杨安平的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