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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很快就把袁世凯的意思传达给了周树模，虽然北洋政府的体制还在，但是在袁世凯病情慢慢泄露出来之后，北洋政府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后袁世凯时代了。
过去作为革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团，既是北洋政府的敌人，却也同时是北洋政府的合作伙伴，在无法用武力解决革命委员会的前提下，袁世凯也只能选择和革命委员会妥协，好在对方的胃口也不大，只是较为关注教育和外交方面的事务。
在袁世凯还没有生病之前，他还想着先同革命委员会虚以委蛇，等到他收拾了南方的革命党人之后，再汇聚起全国的力量对付割据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北洋上下对于袁世凯先南后北的策略深信不疑，也就积极的支持了袁世凯的这一计划。
只是让袁世凯及其部下没有想到的是，急速扩张之后的北洋军实力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虽然这支武力用来消灭四分五裂的南方革命党人还是绰绰有余，但是对上了以共和党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就迅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张勋的败退下野，北洋第五师的倒戈投降，最终丢掉了山东、苏北之地，使得袁世凯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南后北的策略失败了。而更加糟糕的是，虽然北洋军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党人，把南方诸省纳入了中央的管辖之下，但是南方各省的反北洋势力却也重新联合了起来，使得北洋政府对于国家的统一只能建筑在北洋在各省的驻军之上。
这样的统一不仅没有让北洋团体壮大起来，反而助长了北洋团体OTg2NTc=内部的分裂和对于北洋团体实力的消耗。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还能够如臂使指的指挥着北洋各军，但是等到北洋各军南下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坐镇于北京的袁世凯就有些指挥不动这些南下的军头了。
因为过去北洋军的军饷军需主要还是靠着中央政府的拨款，但是在满清覆亡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就连中央政府的日常开支都需要靠着对外借款过日子了，哪来还能养得起这些军队，因此在北洋扩军并南下之后，地方协饷就成为了北洋军军饷的主要来源。
有了地盘的北洋军自然就没这么听北京的话了，他们既然靠着地方财政吃饭，又在地方上大量募兵，自然也就日益开始看重起自己的地盘来了，简单的说就是军队将领的军阀化。
张勋其实就是最先开始军阀化的，辛亥革命之后张勋的军队就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和他一起配合的冯国璋都要让他三分。但是袁世凯对于张勋的纵容和无可奈何，让冯国璋、王占元、李纯都起了私心。等到袁世凯生病之后，甚至于驻扎在直隶的曹锟所部，都隐隐出现了军队私有化的迹象。
在袁世凯病情不断加重的消息传出之后，北洋这个团体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了。对于革命委员会他们自然不会再选择对抗下去，袁世凯在时都不能消灭革命委员会，反而让对方派出了驻京代表干预国策，现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北洋团体，还拿什么去同革命委员会斗下去？
虽然有些北洋将领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而难以认同对方，想着去抱一抱列强的大腿。不过革命委员会对于列强的强势，和列强现在暴露出的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软弱性，还是让更多的北洋将领选择了有条件投靠对方的道路。
只是这一次的直隶大水灾进一步打击了北洋团体的根基和声望，反之则是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声望的蒸蒸日上，于是北京城内倒向革命委员会，试图同革命委员会驻京代表们拉上关系的官员就更多了。
袁世凯身边最为重要的两人：徐世昌和王士珍。前者代表北洋团体内部的文官官僚，后者则是袁世凯用来安抚北洋团体内部将领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为了北洋团体的生存，也开始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的举动。比如截断了曹锟向袁世凯发出的求援信，反正北京也救不了对方，也就无谓让大总统和大家头疼了。
在和革命委员会打交道上，徐世昌表现的要比王士珍更为积极一些，后者依旧期望着能够在革命委员会这个框架下保住北洋这个小团体，而徐世昌则更希望让北洋政府完全的融入到革命委员会之中。
袁世凯身体健康时，徐世昌率领的政事堂就是袁世凯的军机处，只要照着他的命令去办事就好。等到了袁世凯病重难以处理政事后，政事堂总算承担起了内阁的责任。当然只是承担责任而已，政事堂毕竟不是内阁，没有大总统赋予的权力就无法形成政策和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