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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一趟战史旅行，但是佐佐木到一对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接触却是从来不会错过的，当然这也同日本陆军的传统有关，想要成为一只大陆军，日本陆军就只能坚持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从朝鲜到满洲，从满洲到蒙古，乃至扩张到整个东亚地区，一直都是日本陆军的梦想。
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和“国防线”等言论，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为了迎合陆军自身发展需求而提出的，并不是从日本整个国家的前途来综合衡量的。
只不过，陆军想要完成自己的大陆政策，就不得不先打倒东亚最大的对手-中国。不管是俄国还是美国，虽然都可算是东亚的邻居，但是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外来者，只有中国一直都雄居于东亚大陆，只要中国不倒下，东亚各民族就无可能承认日本的领导权。
而且，日本想要的大陆上的立足点，恰恰都在中国的领土之内，不打倒这个对手，日本的大陆政策终究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所以从明治维新开始，甚至是在这之前，日本的知识界就在鼓吹应当征服中国，然后以中国之人力、物力去对抗西洋各国了。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官方和个人对于中国的情报收集可谓是不遗余力，如宗方小太郎在甲午期间呈交给天皇的奏稿《清国大势の倾向》中，就对满清的洋务运动分析的相当到位。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OTg2NTc=成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就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
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
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其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洞察力，甚至已经超过了满清政府自己。所以当1894年10月宗方小太郎书写的《告十八省豪杰书》昭告中国之后，在《日清战争实录》中，就记载了东北居民箪食浆壶以迎王师的“带路党”事件。
日本随军记者于是在新闻里感叹道：“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在澎湖的父老乡亲则主动前往日军军营，对日军为“大明国大元帅”。而另一方面在天津的日本外交官注意到，天津水师学堂中的汉人学员居然盼望日军战胜，以此能够推翻满清。
日俄战争中，初期日本获得东北民众的支持，也是基于这种同文同种的种族意识。但是很快，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显露了自己的本性，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日本和其他列强并无不同，他们并不是来帮助中国人的，而是为了赶跑俄国人自己来掠夺中国的财富。
也就在日俄战争之后，认为自己已经跻身于列强行列的日本人，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欧洲和美国，不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了。于是才会出现，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感到意外，并一度想要支持满清政府的考量，这是在甲午之前的日本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那个时候中国内部的一点小小的变化，日本都要比北京更早的察觉到。
在遭到了南满、朝鲜、山东的失败之后，日本上下终于有些醒悟了过来，重新开始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而陆军虽然在口头上强硬，但是在行动上却要比政府快的多。如佐佐木到一这样的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旅行，同样也是带有收集中国社会各阶层情报的任务的。
不过佐佐木到一现在才发现，没有什么地方比这样一趟城乡之间的交通车上更能了解满洲乡村的现状了，在这样的封闭车厢内，不管你愿不愿意倾听，那些乡民之间的交谈都会自动的传到你的耳中，显然这些满洲的乡民丝毫没有妨碍他人的观念。
佐佐木到一的惊讶其实相当的日本人，满江浙湖汉北清虽然残暴但几乎不会去关注县以下的乡村村民平日里做什么，毕竟中国实在太大了。但是日本则不同，虽然关原之战后德川幕府统一了日本，但是在藩国内部依然是各地的武士阶层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