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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财政收入上，哈尔滨大约是我们的三倍，长春去年也超过了我们，我们去年大概也就比吉林排名高一些。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哈尔滨、长春两地在工业上的投资连续五年都高过了我们。
因此一座城市的工业越是发达，其财政收入就越高。财政收入越高，就越能投入到城市建设当中去，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迁移到本城居住。而一座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就拥有更多的便宜的人工，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人去投资，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山下翻滚增大的雪球。
所以我们想要追上哈尔滨夺回东北的中心地位，那么就应当大量的吸纳人口，并鼓励中外商人来沈阳投资办厂。此前，吴主席过来沈阳视察时也不是鼓励我们在南满铁路西面建立一个大型的工业区的吗？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呢？
我们可以向中央要求一部分资金用于规划建设南满铁路西面的工业区基建，然后再廉价出租给中外商人。这样一来，沈阳的工业区建设，京直灾民的安置和吸引中外商人的投资，不就都解决了吗？”
张榕看着墙壁上的地图思考了许久，方才击掌说道：“不错，这确实是个一举三得的机会。建立灾民营区安置灾民，最终把这里变为工人居住区，既可以解决灾民的安置问题，还能为那些商人兴办工厂解决劳工问题，确实是个好主意。我要先和其他党内同志商议一下，然后一起给主席发电…”
在辽宁革命委员会发来电报之前，吴川也正召开党内会议讨论关于河北水灾的赈灾问题。徐景魁通过共和日报在当地的记者，了解的情况最为全面，因此会议一开始他就指出：“这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前清也好，北洋政府也好，从1900年开始就几乎没有怎么整治过华北的水利了，哪怕不遇到今年这样反常的天气，日后也是会爆发河流决口的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对于华北的赈灾是应该的，不过光光赈灾恐怕是不够的，没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去执行赈灾的行动，我担心最终我们用于赈灾的粮食和物资，不仅没有帮助到灾民，反而会成为某些人用以牟利的资源。”
这一次宋云桐倒是难得的站在了徐景魁这边，他不免张口说道：“我支持徐景魁同志的主张，如果要对华北灾民进行赈灾，我们至少应当先获得当地的详细情况。
比如，本次受灾的灾民到底有多少？这么笼统的给出一个200-300万灾民，甚至是更多一些的数字，这完全不能用于我们的决策么。
而且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到底有多少灾民可以在家乡通过补种度过难关的，多少灾民必须要出外逃荒的，还有多少灾民只是单纯的想要出去避一避洪水的？没有这些数字，又如何让我们去安排他们的去处呢？
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必须要深入到灾区，不仅要调查当地的受灾状况，还要把当地的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有必要的话，军队也应当跟随赈灾粮队进入，以维持灾区的秩序…”
不过也有委员把目光放在了灾区之外，他们觉得这场水灾虽然是个麻烦，但是对于正需要移民来填补边疆地区，特别是充实滨海州的需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至少，劝说那些没有活路的灾民去边疆地区，总好过让他们在家等死的。
当然也有委员愤愤不平的说道：“现在直隶南部不是北洋政府管理着的吗？为什么北洋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我们不是早就提醒他们了吗？他们要是早点把军队调动上去，未必会有现在的大决口。我们是不是应当发文给北洋政府，要他们给直隶灾民一个交代…”
看着话题有脱离会议主题的味道，吴川终于出声打断了这位委员对于北洋政府的声讨说道：“北洋军到底不是国民革命军，我们对于他们的期望不要太高。现在我们只讨论赈灾问题，至于其他问题等到赈灾问题解决了再追究也是一样的。
不过袁世凯对于这场水灾也不是不闻不问，今天一早我就收到了袁世凯的来电，希望我们能够卖给他一些粮食用于拯救直隶灾民。
不过我在想，眼下东北的新粮还没上市，华北今年又是受灾不小，光凭去年东北的存粮去救济，恐怕只会引起短时间的粮食价格高涨。因此，我们是否有必要从南洋进口一批大米来缓解今年秋粮上市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