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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接下来几年想要再依赖贷款过日子，我看是不大可能了。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把我们购买回来的各种机器开动起来，然后趁着国际需求上涨的时候提高出口额，为革命委员会攒一点家底出来。
欧洲大战不仅仅是我国的机会，但凡有能力出口供应给交战双方的国家，都能趁着这个机会大大的赚上一笔。而战争所需的物资，第一是军火，第二是服装鞋袜，第三是粮食，第四是运输工具，第五是各种燃料。
鉴于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向协约国出售军火显然是不大合适；而德国、奥匈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又使得我们向同盟国出口军火不大可能。再加上我国的钢铁数量也难以支撑起交战双方所需的军火数量，因此我国暂时不会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
但是在其他物资的供应上，我们还是可以竭力争取一下的，东南亚和我国所拥有的丰富物资，只要能够通过一个统一的战时经济管理委员会进行调配物资生产，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成为效率最高的物资供应商…”
对于吴川的第二个提议，张榕自然是满心赞成的。自从六月以来，辽宁就处在了半管控的经济体系下来，先是为了对抗水灾，接下来又是为了应付战争。半管控的经济体系虽然让一些私人工厂主们感到了不适应，因为他们没办法囤积居奇，也没法自行抬高商品价格，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经济管理方式。
如果是在前清的话，这些商铺、工厂大约会选择关门来对抗政府的行政干预，反正政府手里也没有物资，他们一关门百姓就买不到日用品，于是政府制定的商品价格形同虚设，最终还是要让步给他们。
但是，革命委员会不仅控制着东三省大部分粮食产出和几乎所有的交通运输方式，还建立了许多国营工厂和遍及乡村的供销社体系。因此，即便这些私人商铺、工厂关门歇业，革命委员会也依然可以维持民众的日常消费需求。
最后，东三省这三年来的私人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原材料、流动资金和销售渠道上，几乎无不受到国营工厂、供销社、国有银行的影响，一旦他们敢和革命委员会展开对抗，那么革命委员会可以立刻停止对他们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采购，然后让银行上门抽取资金，那么这些私人企业就真正要关门大吉了。而再扶植建立一家新的私人企业，对于拥有原材料、市场和资本、技术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因此东三省的私人企业主们正处于一种幸福和痛苦交织的状态当中，一方面他们获得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适合经营工商业的环境，只要稍稍有些头脑就能办起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工厂或小商铺；一方面他们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处处受制于人的感觉，在前清时代官府最多也就是动用权力来打压他们，在工商业的运营上他们至少是完全自由的。
不过对于张榕来说，他倒是极为喜欢这种对于工商业进行完全管理的办法，第一这种统制经济可以最大化的吸纳劳动力，特别是当地方上受灾的时候，只要一个行政命令就能把灾民分散于各工厂工作，这就极大的减轻了地方官员赈灾的负担。
其次，统制经济能够令政府手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因为社会资源几乎都被控制在了政府手中，如果官员不愿意给某个企业分配原材料，那么这个企业就只好关门大吉。
和满清末期对于地方几乎完全放权，只能听任地方士绅管理地方事务的模式相比，现在的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一个极为强势的政府。张榕享受着这种强大的权力，但心里也有些担心把统制经济长期化，会否引来那些私人企业主更大的不满。
对于张榕的担忧，吴川只是略一思考就说道：“当然我们光用行政命令来管制经济也是不行的，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过，要想让一只猫心甘情愿的吃辣椒，既不能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也不能把辣椒夹在肉片里欺骗它吃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成辣椒酱涂在猫的屁股上，这样猫就会自觉的去舔掉这些辣椒。
资本家最为关心的莫过于两件事，一是企业的利润；二是资本的利息率。如果我们不能在前一个问题上满足他们，就应该让他们在后一个问题上得到满足。
所以，我已经和贸易委员会、国家银行进行了沟通，我们打算拿出3亿元作为低息贷款，用来帮助那些愿意和我们签订固定合同的企业主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将会优先给这些企业提供原材料和足够数量的订单，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在一个较低的利润点上，通过较大的生产规模来获得规模效益。
另外，我们会让每个行业成立一个单独的产业协会，然后准许这些协会推荐代表和贸易委员会、战时原料管理局、劳动委员会洽谈合理的利润点和原材料、劳动力的分配计划。最后，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革命委员会会尽快取消这些经济管制办法，从而让经济恢复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