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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马尔赞回答，吴川已经自问自答的说道：“当然不是，只是协约国不愿意再把力量浪费在东方，而且他们担心再冲突下去我们会切断了中东铁路而已。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切断中东铁路是最后的手段，一旦我们用上了这一手段，那么协约国对于我们也就没什么可畏惧的了。一旦让协约国完全放下了这点畏惧，那么他们只需采取离岸封锁的方式，就能切断革命委员会的对外贸易往来了。
我们和德国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力量薄弱，虽然和1911年相比，东北三省的制造业和采矿工人增加了4倍，但也不过才47万余人，而德国据说光是鲁尔地区的煤矿工人就有40万人。
我们到今年为止机床的生产能力也不过才达到2000台一年，每年需要向海外进口一万余台，才能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物质生产能力支持不了一场长期战争。
最后，日本已经准备从大陆撤兵，而我们又缺乏海上军事力量，我们继续战争又该向谁继续作战呢？而我们的敌人要怎样才肯认输呢？德国可以不考虑这一点，但革命委员会不能不考虑这点。
革命委员会可以站在德国的一边，但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让我们看到胜利的希望。如果满足不了这两个条件，光凭几块海外领地和一个空头许诺，恐怕是无法让我们认同这场战争的。”
马尔赞终于放弃了试图说服吴川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已经快被吴川所说服了。虽然现在的革命委员会在许多方面还依赖于德国的帮助，但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和市场也同样获得了革命委员会的保护，在这一点上和革命委员会撕破脸，只会让双方都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德国也将会彻底失去革命委员会这个现在还倾向于自己的朋友。
就在马尔赞在沈阳碰壁的时候，北京这边的谈判却是进展迅速，当英、法、俄表现出抛开日本和中国单方面妥协的姿态后，日本的谈判代表终于无法再继续把谈判拖延下去了。
日本方面和袁世凯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以不公开道歉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关于日中山东交战的备忘录。然后针对革命委员会提出赔款问题，日方表示以退回庚子赔款的方式，换取中方赔款要求的抵消。
庚子赔款中日本占了7.73%的份额，总额是3479万两白银。不过王葆真对此是不大满意的，因为日本人不过是放弃了今后的赔款，对于之前收取的赔款表示将会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而不是直接退赔给中国。
因此他主张，庚子赔款只能用来抵消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战争赔偿，但是不能抵消日军在山东造成的民间损失，这部分民间损失必须一文不少的赔偿出来。
革命委员会的强硬姿态，让日本代表颇有束手无措之感，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将近一天后，最终在英法的调停下，日本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以支付1900万共和元的民间赔偿了解了赔款问题。
英国为了尽快让日中双方达成和平，也终于向革命委员会做出了让步，只要德国向革命委员会移交了胶澳租借地，那么英国也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给中国政府。
11月1日，英、俄、法、美、日、比、意、葡八国公使向中方代表正式表示，同意暂时停止支付赔款和欠款利息，直到战争结束再行恢复。
而英国和革命委员会之间也达成了一系列关税方面的协议，英国将把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的海关管理权力交给革命委员会管理，以换取革命委员会不再要求解雇总税务司安格联。关税税金的保管权转移到东北银行，但是革命委员会必须承认满清及民初的一系列借款。
考虑到中止赔付能够省下一年3、4000万两的赔款和利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是一笔极为客观的资金，吴川和政治局委员们通过电报交流之后，决定有条件的承认这些借款。对于用于铁路建设方面的借款以无条件承认，对于满清签署的赔款则需要再协商，对于满清和民国用于镇压民众的借款予以无条件否认。
而且今后革命委员会绝不承认未经国民批准的任何借款，谁借就由谁来承担责任。在袁世凯解散了国会之后，也就意味着袁世凯政府已经无法以革命委员会认可的方式借到合法的款项了。
这项谈判和关税自主权力的谈判一样，都是一个日益持久的交涉过程。不过从1914年11月起，各省的关税倒是开始转入了东北银行在上海的分行金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