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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听了几句之后，就对赵必振批评道：“太炎先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革命理论并不是只有干巴巴的道理，革命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是让人心生向往的。作为中小学教材，考虑到学生们的想法，让他们学习之后主动去追寻革命道路，才是我们的目标。
总不能因为学了我们编撰的教材，反而让人开始厌恶革命，那就是真正的政治事件了。我看你确实应该向太炎先生认个错，认完错就回去重新修改教材，确保文章能够让太炎先生满意，到时也给我送几本，我要翻一翻。”
虽然挨了吴川的批评，但赵必振却是心甘情愿向章太炎道这个歉的，反倒是章太炎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勉强的接受了赵必振的道歉。当赵必振离开之后，章太炎正想和吴川开口，却不料吴川已经先行出声向他说道：“太炎先生，我知道在学问上不要说东北，就是全国也是没有几人能够及的上你的。
您对于教科书的编撰有意见，我听了听认为这些意见都是无伤大雅的。如果教育学会的同志们有更多的精力，修改一下也行。要是时间上确实来不及，那就只能等二版再去修改了。不过赵必振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教科书内必须体现出革命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以确保中小学生从一开始就竖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这也是革命委员会究竟能否把革命理念传递下去的根本，没有这些后来者的加入，革命就会成为无根之木。”
章太炎依然不能认同这样的主张，不过对于吴川他的态度就显然柔和的多了，他压制住自己的脾气说道：“可教书育人首要在道德，其次在学问，怎么能够把革命理论作为首要的教育内容？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心里充满了暴力，恐怕不是社会之福。”
吴川伸手取过茶盏饮了一口茶水之后，这才整理了思路开口说道：“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能塑造我们的过去；谁塑造了我们的过去，谁就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认为这句话用在教育上，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教书育人首要在道德，其次在学问，我并不否认这种主张是美好的，但却并不是革命委员会所需要的道路。
再谈到教育问题之前，我想请教太炎先生您，您以为未来的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收回被满清出卖的各项领土和利权？”
听到吴川问了这个问题，章太炎几乎张口就想出声，但是他只是说了“当然”两字后就停顿了下来。若是去年他刚到东北，吴川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能够滔滔不绝的和吴川说上三天三夜。但是随着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过世，孙文、黄兴的被迫出国避难，袁世凯打着修宪的名义废除内阁、国会，实施了独裁的总统制后，章太炎突然发觉他过去所设想的种种治国之道，在当今的中国都成了空中的画饼，无有一样能够实现的。
虽然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还能在东北、山东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但这都是共和党人建设起来的地盘，根本和他们之前鼓吹的共和制度毫不相干。在这样的现实下，章太炎终究不是孙文，不能昂着脖子死不认错，依然认为只有共和才能救中国。现实就是，共和连自己都保不住，在袁世凯的强权下，共和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犹豫了半天之后，章太炎终于摇着头不怎么甘心的说道：“恐怕还是要走革命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起一个令全国统一号令的中央政府。除此之外，其他政体恐怕都是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的。”
吴川对此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看待的。不过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具备一个基础，那就是要建立在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民主集中而是应当称之为独裁专制了。
何谓多数人的统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工农阶层成为国家的主人，毕竟工农阶层占据了我国9成人口，他们正是绝对的大多数。共和党就是知识分子和工农阶层结合的政党，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执掌政权。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工农阶层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执掌政权的合法性。
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自然是要教育民众服从于秩序，因为大多数民众都是被统治者，统治者自然希望被统治者是温顺且柔弱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政权，自然要首先教育民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因为作为统治者的一员，我们首先要警惕共和党蜕变为少数人的俱乐部。
我们现在要教育的，都是将来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是未来中国的领导者。如果他们不具备反抗暴政的意识，不懂得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明白如何通过斗争去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那么他们和农地里劳作的牛羊又有什么区别？在当前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能够把国家交给一群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