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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真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日本人，不无遗憾的说道：“野村先生，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日本陆军的把柄，即便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出卖给您。做生意的商人都知道要讲信用，何况是我们呢。”
野村吉三郎海军中佐对于王葆真的话一个字都不信，不过此时伪装成一名日本商人的他却显得极为谦恭的向对方劝说道：“可我认为，我们日本海军才是贵方的好朋友。
不管是山本首相还是斋藤海相，一直都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我们一直都认为只有日中双方结成同盟，才能抵抗欧美白种人对于亚洲的殖民政策。
但是日本陆军却不这么看，他们念念不忘向大陆扩张的政策，正是日中敌对的矛盾根源。此次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海军的骤然发难，未尝不是陆军在背后捣鬼，试图用一桩海军的丑闻来转移国民对于陆军过去一年多来的责难。
海军领导的内阁倒台，将会让陆军重新翻身，今日日本所实施的对华友好政策恐怕都将会荡然无存，倒时日本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将彻底恶化。我想这也是贵方所不愿意见到的，因此我们才迫不得已向贵方请求帮助。”
日本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就是上个月日本《时事新报》透露，德国西门子电机制造公司长期向日本海军当局行贿。并爆出了西门子电气公司东京分公司职员盗取的关于向日本海军高级官员行贿的文件，日本舆论顿时哗然。
在陆军的鼓动下，日本政界也对山本权兵卫内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海军不得不成立了检查委员会对“西门子事件”展开调查。结果不仅查清了围绕千叶县船桥附近的海军无线电信所建设接受了西门子公司贿赂的事件，还发现了在订购巡洋战舰金刚号期间，海军通过三井物产公司收受英国维加斯公司贿赂的事件。
这两起事件一爆发，顿时引发了日本各界更大的愤怒，山本内阁已然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焦头烂额的日本海军几乎已经走投无路，海军大臣甚至派出了自己的秘书官偷偷前来东北，试图从革命委员会挖一些陆军的丑闻回去，用于转移国内舆论的视线。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看来，日本的陆海军其实就是一丘之貉，去年汉口、山东发生的日本间谍案，使得日本政府的骄横无礼姿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日本在二次革命期间派遣现职军官侦察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不说，驻汉口日军派出的西村彦马少尉大约还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明知汉口江岸停车场已经被确认为军事重地实施了戒严令的情况下，西村不顾北军步哨警告擅自闯入警戒线内，并用短刀刺伤了值班少尉武开疆。
这一事件明显责任在日军方面，就连汉口日本领事馆在调查之后也如实向国内汇报，认为应当低调处理此事。但是陆军省却不干了，在陆相楠濑的坚持下，日本内阁最终向北京发出了这样一个蛮横无礼的照会。
1、对西村少尉下手者和现场的将校处以严刑，执行刑罚时汉口的日本将校现场列席；2、直属大队长免官，严重申斥其监督上司：联队长和旅团长；3、所属师团长或司令官亲自赴领事馆谢罪；4、中国政府公开向日本政府表示遗憾之意。
忙着和国民党及革命委员会开战的袁世凯把这件事推到了黎元洪头上，结果就是以黎元洪亲自前往汉口日领事馆道歉并对西村进行慰问、赔偿取代了第三、四条要求，算是解决了这一事件。从山本内阁对于陆军的纵容姿态来看，日本海军的对华友好政策不过是一个口号罢了，一旦陆军煽动起民意，海军立刻就屈服了。
正是在日本间谍案的处置上，原本对于山本内阁还抱有好感的王葆真大为失望。当然对于北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失望的人就更多了。袁世凯在这一事件中虽然用政治手腕让黎元洪顶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从而解脱了北京政府的困境。
但他忘记了一件事，他现在已经不是前清的北洋大臣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有些责任是推脱不掉的。黎元洪虽然在明面上丢了脸，但是稍稍清醒一些的国人只会把这笔账算在北京政府的头上。比如革命委员会就拿着这一事件作为案例，对全军、全党进行了思想教育，一方面揭穿了日本所谓对华友好政策的欺骗性，一方面则批评了中央政府不作为。
虽然心中对于野村的话语不以为然，但王葆真却一脸真诚的称赞了山本首相上台以来对于中日友谊的贡献，随即话锋一转说道：“…我们虽然极想帮助山本首相脱离当前的困境，但是日本国内的舆论爆发的实在太快太密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海军的某重大事件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焦点。
这个时候即便你们抛出一些陆军的黑幕，我看日本的国民也是不会关注的。甚至于陆军还会借此指责海军与我们勾结，从而给海军的脚上再绑上一块大石头。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只能回复你，革命委员会没有什么陆军丑闻可以出卖的，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帮一帮你们的，让海军至少可以体面的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