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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吴川的特殊地位，在刊登和广播时，他的发言都被安排在了斯大林的发言之中。而对于那些在场开会的代表来说，吴川同志和列宁同志的意见既然是一致的，那么作为列宁同志的代表又怎么可能会背离这两位中俄领袖的立场呢？因此他们不仅没有为斯大林同志辩解，还对前来求证的布尔什维克们点头承认道：“是的，斯大林同志确实是这么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在俄国的欧俄部分，虽然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沙皇政权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刻的地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已经开始公开在报上指责、警告沙皇政府：如果政府继续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就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
就在今年的冬天，俄国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了联盟，宣称要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立宪民主党活动家马克拉科夫已经预言：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不可能和平的结束。
但是即便是双方斗争的如此激烈，在对于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态度上，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依然是支持政府的。
莫斯科工业资本家的政治代表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他的立场就最能代表这些俄国自由派的立场。
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冬季危机期间，他支持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在巴尔干地区的激进政策，并把“停止对德国人唯唯诺诺”、让大家信任俄国人民以及他们对祖国长久的爱作为依据。
到了1913年春，他领导了一场获得高票数的杜马投票，以修改当时俄德关税协议条款。这是谢尔盖·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于1904年与德国签订的贸易协议，也是德俄双方维持互信的一个基础。
但是到了1913年，在俄国政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该协议允许“狡猾、冷漠的德国企业家”从“头脑简单的俄国农业工作者”身上剥削“贡品”。克里沃舍因为了讨好俄国政治界的主流，从而解开了维系俄国和德国之间和平的最后一道枷锁。
而在此时的俄国，俄国民众还是相信这些代表着俄国良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因此爱国主义远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深入人心，即便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背叛祖国的思想也还是主流。
就算是布尔什维克们所信服的列宁同志，也很难把这种思潮从布尔什维克的脑海中驱逐出去。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德国、法国等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
所以斯大林同志非常不幸的，成为了远东支持爱国主义布尔什维克批判的对象。不过虽然是在吴川的设计下被迫表态，但是斯大林同志却没有轻易的向这些布尔什维克们改口。钢铁同志的强硬姿态，虽然没能说服大部分布尔什维克，但却让不少人选择了退让。
毕竟在远东，这些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加入共和党，但也一直在获得共和党的资助，他们原本就难以抗衡共和党施加的压力，如果代表列宁同志的斯大林能够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他们还能和共和党进行辩驳。但是当斯大林也站在了共和党那一边，那么他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了。
按照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制定的党的纪律，在党已经明确下达了决议之后，党员只有服从于党的决议，否则要么主动脱离党，要么被开除出党。
吴川虽然关注着事件的发展后续，但是看到了钢铁同志的处事方式之后，他就知道这件事已经不用他再费什么心了。为了维护列宁同志的威信，钢铁同志显然是不能容忍让这些布尔什维克中的自由派分子继续逍遥下去的，这同时也是钢铁同志名正言顺向远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进行插手的最好理由。
而在他看来，对于远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进行一场整肃是有必要的，如果不能在一战之前把这些自由派分子清理出党，战争开始之后党内必然是要陷入思想混乱的。斯维尔德洛夫什么都好，就是过于心慈手软了一些，只是他个人的能力和威望始终能够压制住其他人，所以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才没有闹出什么问题来。
吴川虽然可以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支持捷尔任斯基对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整肃，但这样的话就会令远东的布尔什维克们和自己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符合共和党的利益的。钢铁同志的出现，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