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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党的中央委员们汇报完了自己的美国之行后，吴川随即也谈到了关于自己不在国内期间的党的工作，“…首先我应该感谢同志们的努力，使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各项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比如辽河和松花江支流的治理；佳木斯城市及钢铁厂的建设工作；鹤岗、抚顺等主要煤矿的建设；松花江公路铁路两用桥梁的合龙；哈尔滨到绥化铁路的完成；牡丹江至林口的建成；齐齐哈尔到昂昂溪到洮南的铁路改建、新建工程的完成；北满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公路的建设…
以上这些工程的完成，不仅粉碎了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认为我们是一群只知道盘剥民财却不懂建设的梁山好汉，也极大的提振了东三省人民的士气，让人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的，并不需要找一些帝国主义者来指导我们。
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建设项目，我们还摆脱了北满交通完全受制于人的局面。等到明年四洮铁路、林口至佳木斯铁路、绥化到海伦铁路完成后，那么我们就能将吉林、黑龙江进一步联合成为了一个整体，从而确保辽宁、吉林中部地区能够给与北满地区以更大的支援。
依托于南满地区上千万的人口，我们在北满地区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沙俄的力量，迫使其进一步让出北满地区的特权。因此，绥芬河、牡丹江、林口、佳木斯、鹤岗、绥化、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这些城市将会成为下一步国防建设的重点。只有先确保了这些城市的安全，我们才能确保北满的中心-哈尔滨的安全…”
在夸奖了同志们的出色工作和顺便提了提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后，吴川这才话题一转说道：“不过，除了同志们获得的这些功绩之外，我也要批评一下同志们在工作中的缺陷。
第一是官僚主义，去年我离开哈尔滨南下时，一路上就发现了不少同志已经学会打官腔了，他们对于人民的需要没什么兴趣去了解，对于上级的爱好倒是了如指掌。
过去限于革命的迅速发展，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旧衙门属吏，虽然我们一直试图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再使用，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使得我们的教育多半流于形式，为了尽快稳定地方上的局势，对这些旧官僚匆匆培训个几天就把他们给放回去工作了。
现在毛病就开始浮现出来了，这些旧官僚依旧在底下搞着老一套，只有在我们派出人员去当地调查了，他们才稍稍收敛几天，然后安排好人员应付上级的检查。虽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被这种低级的手段所蒙蔽，但还是有这么一些同志放松了警惕，从而被他们蒙混过关了。
是的，这些旧官僚在稳定地方上很有一套，我们某些同志就是存着不想惹麻烦的心态下去的，所以才会对这些旧官僚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我要请大家想一想，这种被旧官僚把持的地方，一旦真的危险来临了，这些地方的群众真的会支持我们吗？
我们今日对于他们的苦难无动于衷，那么日后当反动派们拉着我们去砍头的时候，人民也一样会自扫门前雪。昔日用这些旧官僚稳定地方，是为了防止地方上出现混乱从而让人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同这些旧官僚妥协了，然后大家就待在城市里享受革命红利了。
就好比那个什么韩边外，满清的时候他家聚众自保，也算是保护了一方百姓，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承认韩家有着进步性的。但是韩家霸占了夹皮沟金矿不说，还强迫夹皮沟周边的百姓把地契交给韩家，从而年年向韩家交税。他的家族倒是兴旺发达了，在吉林城内建起了豪宅，但是夹皮沟金矿周边的百姓却都成了韩家的奴隶，为他们家卖命干活去了。
从革命委员会进入吉林开始，夹皮沟的百姓就有来告状的，但是我们的同志生怕得罪了韩家，觉得要是韩家煽动数千矿丁闹事就麻烦了。因此凡是告韩家的案子一概不接。这和前清的老爷们有什么不同？
第二是贪污腐败问题，从革命以来，我们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收支虽然不平衡，但是资金上一直都是很宽裕的。而从日本人决定和谈之后，我们的工业规划项目又着急了一些，一下就上马了数十个大型项目，在建设人手不足之余，也造就了某些项目负责人的权力过大。
这些人只要签个字就有数万数十万的钱流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看着别人的钱来的容易，有些人的定力就不足了。吃喝玩乐不用花钱是基本，让人送房子、票子、女子是理所当然。要我说，你要是有能力就辞职去发财，我绝不会拦着。但是仗着人民给的权力，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的，有一个我就要查办一个。
我们还没有解放全国呢，就这么腐败堕落，那还谈什么消灭压迫，建立新中国？光是想一想帝国主义环绕的局面，你也敢挖新中国的根基？
第三是浪费问题，虽然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被敌人腐蚀，但是做起事来却太过于大方了，丝毫没有成本的概念。当然这一点毛病我也有，在某些时候因为缺乏对于项目的了解，从而给与了过高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