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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黄兴通电自我解职的这天，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的一间套房的客厅内，外交总长陆徵祥正带着自己的秘书安坐在一角的沙发上，平日里显得宽敞的客厅因为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在桌子的另一侧则坐着几名日本人。
陆徵祥的秘书颇有些沉不住气的向上司小声说道：“那个什么吴畏之是不是太过傲慢了，之前的谈判不肯参加也就算了，怎么连签字的时候都要迟到？我们好不容易才谈出的结果，可不能毁在这些革命党手里啊。”
陆徵祥瞧了自己的秘书一眼，倒是心平气和的说道：“谈虽然是我们在谈，但是这个局面确实是人家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对日本人的不妥协，我们就不可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这些权利，等一等也是应该的，日本人不是很沉得住气么。”
这名刚刚归国不久就进入外交部的年青人倒也立刻点了点头，不过他随即又叹息了一声说道：“只可惜日本只承认放弃他们在满洲的一切特权，却不肯把这份协议的内容适用于整个中国，否则今日便民国是外交上的大胜利了。”
陆徵祥却没有年青人的这番感慨，21岁因为外语出色而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22岁即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之后为驻俄公使许景澄赏识留在了俄国，这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民国成立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陆徵祥对于如何办理外交可谓是相当熟悉了，但唯有这次和日本人就满洲问题的谈判，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两国之间是如何进行平等的外交谈判的。要知道在前清，外交官最大的作用就是和各国公使或各国政府首脑建立私人联系，然后仰仗着这点私人关系在外交上获得对方的谅解，希望对方向大清压迫的时候不要过于凶狠了。
但唯有此次，中国是掌握了主动权和日本开展的平等外交，日本外交官也是在甲午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谈判时，要考虑放弃政治上的特权以维护自己在满洲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动辄以武力或国际秩序施压，试图从中国身上讹诈出更多的好处。
在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时，就能遇到在外交上拿回一些权益的好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唐绍仪都是相当重视的。毕竟从北京政府成立以来，就连续出现了外蒙古和西藏地方要求自治的坏消息，一时民间舆论大受刺激，认为这民国还不如前清，外国人分割起中国来更加肆无忌惮了。
因此袁世凯把自己新聘请的英文秘书都借给了陆徵祥，就是希望这位新任的外交总长能够给北京带回一个能够提振人心的协议，也好安抚全国的人心。
陆徵祥一开始以为这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他一直在俄国从事外交工作，但是对于日本外交官的难缠也是有所耳闻的，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外交官的气势更是扶摇直上，连俄国人都有些不大放在眼中了。虽然日本人这种小人得志的作态导致了欧洲外交界的反感，但是在外交目的上日本人却大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因此陆徵祥来到哈尔滨时，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苦战了，但是等到他开始和日本进行谈判时，才发觉其实自己并没什么可做的。日本方面只愿意谈满洲和朝鲜问题，而革命委员会则列出了一张清单给他，向他表示谈判时怎么谈都行，但是这份清单一字都不可更改。
革命委员会办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令陆徵祥的英文秘书顾维钧相当的不满，认为这完全不是在办理外交而是把外交部当成了传话筒。
按照顾维钧的想法，所谓外交谈判就应当是在尊重国际条约体系下进行的条约变更，而不是这种毫无策略的最后通牒。如果中日双方的协议不属于现存国际条约体系的一部分，那么等到日本人恢复过来未必还肯承认这份协议，这不是平息双方争端而是引发下次争端的开始。
陆徵祥是极欣赏这位年轻气盛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盘算返回北京后就向总统提议，把顾维钧调来外交部当自己的专职秘书了。不过他虽然欣赏顾维钧的见解，却也没打算为此向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
在俄国呆久了的他除了认同用国际法处理外交之外，也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大国是不受条约限制的。虽然列强在1871年的伦敦会议上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